民国独立知识分子鲁迅 / 白宇极(转)

一、行动超越思想
2004 年
鲁迅先生幼遭变故，家道中落，长年遭人冷落白眼。这样艰苦的生活养成了他独立自主的坚强意志，以致他一生都坚持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养活自己，进而承担更大的家族和社会责任。在早期的文章写作中，鲁迅较早的提出了现实生存对理想的影响，他含糊的表达了达成的途径，即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一般来讲，这也是普通人都会遵守的递进法则，但考虑到当时的环境，也可以说鲁迅在此清楚的表达了在中国成为一个独立个体必备的因果关联。也就是说，抛开特殊的人群，如果这三条法则形成实质性的递进关系的话，那么第一步就必须保证自己生存的根源不被别人控制，只有自由的保障了自己的生活，相对富裕的积蓄，才可能带来自由的发展。倘若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能掌握，不但不可能达成所谓对社会和人类的责任，连写作思考都成问题。他后来写作《娜拉走后怎样》这篇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章时，又不忘再一次表达了理想不能越过生存必须得到基本保障这一基本的现实观念。 鲁迅求学回国以后，一生衣食都得保障。按照今天的标准，鲁迅的生活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中产阶级的生活，他获得的稿酬和政府工资、津贴等等，相当于现今每年获利十数万，甚至有数十万至百万的情况。这保证了鲁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能够有可能进行异议的写作，达成独立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 鲁迅所表现出来的真正的现代性理念 明白的告诉我们，要怎样去生存，又怎样去行动。 文字可以是应时之作，但如何面对生活是永久永恒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在鲁迅留存下来的大量斗争文字之后，他的行动其实同样具备重要的意义。而鲁迅在行为上为后世所留下来的第一步，就是他合法合理的最大程度的保证了构成自己生存和温饱的权利，这一点，后世的知识分子已经基本做不到了。 鲁迅终生把握了这一基本原则，对自己的财产权利进行法律维护，自己思想的空间进行言论斗争，把生存的物质资源头始终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虽然当时的国民政府没有在法律上禁止同人办报，也没有禁止民众结社，但对于异议文人仍然进行了相当的封锁，甚至是抓捕、暗杀。鲁迅也同样曾遭到浙江当局的通缉，将其称呼为“堕落文人鲁迅”，大批收缴了他的作品。鲁迅的文章在报刊上也受到当局的审查，不得不多次变换笔名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为了教育部的薪酬，还与当时的国民政府对簿公堂。鲁迅清楚的知道，守住了这一点，才是守住了根本。倘若所有的生存资源收归政府，那么政府就成了以强权控制食物链的衣食父母，象托洛斯基所说的那样，由「不劳动不得食」变成了「不服从者不得食」了。 鲁迅还善于寻找并游弋在政府控制区域的灰色地带。他也知道，当时的国民政府虽然腐败黑暗，但它不能公开的对一些行为进行蛮横无原则的禁止。因为政府公开的对某些边缘行为作出粗暴动作，或者一些缺乏合理性基础的行为，极可能将会触犯基于民众的某种共识，进而瓦解其借以存在的合法言论解释根基，甚至导致爆发大规模的社会性运动。也有可能遇到其他与中国政府利益相关的各方面的反应和反击，经常是得不偿失的。由于看到灰色地带的存在，鲁迅作出了一个类似于游击战的行为，终其一生，基本做到了既能有效的对政府违背法律、侵犯人权的做法提出批评和建议，又很好的保护了自己的生命财产不受伤害。 鲁迅在反对无限政府的同时，又主张有限暴力。鲁迅一直并不赞成游行示威和平请愿这样的方式，在三一八惨案以后后来造成伤亡的历次运动中，凡是鲁迅有言论存世的地方，他都表达了明确的反对。鲁迅熟捻中国的历史，知道中国政府屠戮妇婴的伟绩，游行者手无寸铁，而政府却是全副武装。在法理根基软弱而军事能力占据要位的国家里，游行示威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但他也肯定国人享有游行示威的权利，这一点他虽然未在文字中表现，也没有参加过街面上的游行，但是他不顾被暗杀的危险，参加杨杏佛的葬礼，这种行为实无异于参加了一次真正的游行示威。鲁迅甚至主张，当一个政府失去其合法性，民众可以以暴力推翻之。简言之，即鲁迅认为政府要限制自己不应有的权力，而民众应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在这样的表达下，鲁迅实际上承认了一条底线，即是政府属于人民，也荣耀或侮辱人民，在可作为的有限政府是合理存在的，而与此同时，人民对没有改变倾向的无限政府作出的方抗也是合理的。 鲁迅用自己的行为坚持面对真实，写出真实，他是真实的说话者、行动者。事实上，鲁迅从来不曾对真相沉默。鲁迅半生努力维护弱者的权益，发出为沉默的大多数呐喊的声音。他坚持在自己最有优势的文坛领域扶持新人，他努力为下等的民众传达出自己的同情和悲悯，努力为改造中国的人权状况而呼喊，努力为中国民众应有的自尊放大喉咙。同情弱者，是鲁迅对中国社会最大的眷顾。他不但揭示了现实真相的伤口，也揭开历史的疤痕，废奴成为鲁迅的毕生目标。我们今天，仍然在享用鲁迅为此而作出的卓绝努力。
二、一个人的废奴运动
2003 年
鲁迅的死在 20 世纪文学史上应该是个标志性的事件。在那个时代里，象他那样孤单单的到处挑战以及迎战的人是没有的。在他以后，也不复存在。 在他的骨子里，有着刚强的不易折服的东西，也便是毛泽东所欣赏的骨头，这后来延续成一种不肯宽容的传统。相对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鲁迅要更加显得决绝。也可以说，他的思想里更有极端的倾向，这个极端，便是超越组织、国家或者说超越权威的对个人自由的不容置疑的维护。 综观他一生的写作，他也从未曾放弃过这个观点。在这一点上，他拒绝妥协。后世对鲁迅的继承多来自他思想中大的一面，即对于民族性的揭露和批判，按传统的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划分方式，从群体道德的角度把他划为民族脊梁里的一个。但其实，鲁迅的对于国家民族民众这种大群的思考，却从来都是建立在以「自我」为个体意识基础之上的。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他向来认为，民族的觉醒要从个人的意识觉醒为开始，作为一个群体概念永远是含糊的，只有个人是具体的。如果个体的权利都未曾保障，所谓的保障了群体的含义势必是一个谎言。 鲁迅去世后，中国的文化界那个具有独立色彩的文化界基本消失，自由主义者柔弱的意识加速了意识形态的大一统倾向。然而，鲁迅的幽魂似乎无处不在，伴随着整个的当代文学史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他的思想成为他的继承者和他所批判对象的继承者的一种折磨。他们或者努力把他神化，当成一面不倒的旗子来使用，或者借着还原鲁迅的口号，把他丑角化、简单化。但无论如何，鲁迅的存在是一个异端，他之所以站在如此高的位置，正在于中国文化界数十年来的犬儒化生存。他在世纪初所提出的问题所进行的战斗到现在也未曾完成，甚至也无人再象他那样勇敢的提及那一切。 在毁灭崇高以及理想的今天，把一切都世俗化了。这样的指向与人类的美好追求断然分开，而趋向市民化的倾向。这样的情形明显要比鲁迅的时代更为复杂，但确切的说，仍然逃不出国民性里的硬伤，即「人」作为一个权利指向的目的仍然不曾达到。在这个时代里，普遍生存的依然是奴隶和奴才。 鲁迅一生极其愤恨悲悯一切的为奴者，但在事实上却一直以奴隶自居。大约，在他以为，在一个以专制独裁为意识主流的国家里，拥有完整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的，无论怎样，都难以逃脱被利用的可能。他的杂文虽然是在文化界论战，但几乎大部分的指向都与政治相关。对照中国的后来的岁月的发展，鲁迅无疑是在历史缝隙中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在中国一切的为人权的障碍，都于政治息息相关。 这一思想后来被顾准在为史官文化做定义时，有了更为清晰的表达，他说，所谓史官文化者，即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各种文化之谓也」。毛泽东在延安以及后来的实践表明，政治权威依然是无法动摇的第一性的东西。政治上的独裁指向使文化的目的受到限制，文化已经成为一种附庸品，教化功能演化成宣传功能。它的存在也势必影响到国民性的生存以及改造，生于变化年代的鲁迅，于此点看的更是愈加清楚。 鲁迅为抗拒政治的压力艰难奋斗了一生，最根本的悲剧性质正在于鲁迅的诗人性格，他坚持把政治和文化分成两样具有同等权威的领域，不承认政治的绝对权威性。也就是说，文化领域在他那里应该是一个自由的王国，它根本上就不是隶属于政治的。而政治上对此的保障即是一定要保障每个人的个人自由，对于言论出版自由不得限制和迫害。否则，在他的理念里，这样的政府或组织是不合法的，这是鲁迅的一个大前提。 他和胡适不同，根本不相信通过渐进的革新可以使这样的一个前提实现。基于他对于人情冷暖的通透，他也不肯相信既得利益集团会触动自己的根基。如果这样的前提不能保障，所谓的渐进改革只能是在各种各样的由专制衍化出的形式中间疲于奔命，而永无尽头。这样的结果只能是迎来具有更大破坏性的暴力重组。因此，基于这样的考虑，他甚至不反对以此为前提的暴力行为。这些都是和当时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不同的。 由于鲁迅坚持个人的纯粹性，对于左联的领导们（周扬等人）也日益表现出极大的鄙夷。当时左联已经具备了苏联作协那样的官僚机构的形式，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都倾向于成为政治的工具。对于组织里的个人也开始实行规范化。综合起来说，周扬等人对鲁迅的排挤和利用都无疑是在政治意图上的，毛泽东对此有更明确的表达，在延安的会议上，他明确的称呼鲁迅为鲁总司令，把鲁迅捍卫个人自由的文学行为迅速置转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事业在文化上的「反围剿行为」。一笔掩盖了鲁迅与左联的根本分歧和两个口号争论时的独立形象。 如果说，鲁迅是中共民主事业的一面旗手，那绝对是个误会，或者根本就是一种牵强性质的说法。鲁迅的斗争应该包括反对中共王霸意识的，只是由于当时的文化主流还不是象四十年代后所形成的大一统局面，所以他把主要的敌人仍然视为有合法性形象的国民党政府。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愤怒的采取了横站的姿态，不忘时不时的向自称为自己人的阵营里投几下匕首，以回敬独裁者的冷箭。 鲁迅死后，对于政治权威的挑战渐渐消失，被称为鲁迅传统继承者的胡风，在意识形态里也依然保持了左翼的面貌，对权威的信仰贯其终生，而他仅有的表现出个人主义色彩的主观创作论却使他经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在这样的中国，怎能容忍对于权威的挑战呢？这种文化的附庸形式一直延续到现在。在意识领域对强权意识的卑躬屈膝，注定这是个跪着生存的民族性格。奴隶和奴才也终将作为一种传统被延承下去。 鲁迅的死标志着以个人对抗国家权威的局面结束了，也标志着鲁迅毕生的事业 —— 一个人的废奴运动走向终结。他的精神虽然薪尽火传，但从来也未曾有丝毫的突破，在现今的时代里，个人的力量显得脆弱和渺小，而国家权威却无比强大。能够产生象鲁迅一样的有影响的战士的可能微乎其微。这场废奴运动实际上已经不具力量，无论在形态上和精神上都显得与现实无关了。他的起点和终点都止于鲁迅。
三、靠近上帝的生命
2002 年
汪晖在自己的著作中说，鲁迅的思想虽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文明和社会，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现代西方」，但「又无法摆脱与这两者的内在关系，因此，他既反传统，又在传统之中，他既倡导西方的价值，又对西方的野心保持警惕」，这种矛盾构成了鲁迅的现实生命和精神生命的纽带。他的交织和对抗，使鲁迅的生命显示出独特的色彩，当然，这也超出了汪晖所说的「中间物状态」。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太关心宇宙的终极性问题，几乎完全避免了对于超验的生命本身的思考。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儒家从始而终就拒绝回答这一问题，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从源流上截断了通往彼世的路而把目光聚拢在现世层面。道家虽然走得更远一些，但所讲究的无知无趣、道可道非常道等主张也抛开了彼世的具体力量而将一切归于混沌。从鲁迅的文化背景来看，形成鲁迅的中方文化哲学的最初也是终生未曾摆脱的源流却正植根这里。从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鲁迅后来在接触西学而产生的痛苦应是来自于东西方哲学在根源上的根本差异。 人无法躲避历史的因袭，也不能不带周围人群的记忆。鲁迅的身上存有中国古代士大夫的许多气质，忧国忧民忧天下，这与他自小受的儒家教育很有关系。终其一生，他都没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彻底决裂。他所说得尽量不读中国书，大约是一种从书中看到真相后的巨大震惊和出于爱护国人后辈所产生的忧惧所然，但无可否认，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身具有的现世性也终于为鲁迅的生存提供了一定的可容身的乡土。这也能使他借助于中国博大的精神虚幻庄园而驰骋一生。 本质上，他一生都在中国传统与西方的现代精神中间挣扎，不仅仅是他的中国精神传统同西方当时的现代哲学思考产生断裂，还在于鲁迅继承了尼采等人的思想，也继承了他们弃神而走的事实，这也必然的继承了尼采等人同西方神学（这一西方哲学两大传统之一）在人生根源上所产生的无法避免的矛盾。尼采虽努力寄托于人类酒神狂欢的身体迷醉，但最终无法给以终极的解脱。鲁迅后来十数年钻究西学，但传统中对鬼神的拒绝和对彼世的轻视，最终他还是错开了对于神学的信仰，终身走入尼采所说的「上帝已死」的微言大义。但鲁迅对尼采的哲学接受却非常复杂，在日本时期所接受的书籍并不完全是尼采的真正面貌，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也不曾对尼采有过全景式的研究和借用，他从多方面所认识的尼采基本是被描写的，也就不曾会去反省尼采的哲学面对神学时的缺陷，这种方式造成鲁迅单单而果决的吸收了「超人意志论」的观念，同时也拒绝了存在尼采著作中的神学资源，错过了上帝的救赎而走上了自我放逐的不归之路。 这种思想注定缺乏第一推动力，也即缺乏支持创造的根源所在。加缪说，「唯一的哲学问题是死亡」。古希腊有句格言叫「认识你自己」。人类文明的进展使人类的探索和思考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两个终极。一个是对人以外的外界太空的生与死的渊源的追求，另一个则是对人本身生与死这一终极问题的拷问与怀疑。上帝被拒绝后，其实是拉近了人类与死亡的距离，死亡已必然成为一个阴影覆盖在人生存的途中，存在主义把人的生存的脆弱性和偶然性更提到了空前的层面。长年的西方思想训练和中国古老的训诂考据形式帮助鲁迅养成的科学理性思维，已使他不能象中国的古人一样，最终放弃追问，而遁入逍遥的世界，这就注定了他对生存本性的恒久怀疑和独自反抗黑暗的必然选择。这当然也成为他具有现代精神的来源之一。 在鲁迅的文章里，那种死亡的气息是随处可见的，只是鲁迅一直拒绝回答或思考这个问题。除了《野草》时期和临死的时候有了一次较大的流露外，生命的大部分精力却集中在他所生存的瞬间借以逃避。这同中国的道教如出一辙，只不过是方式不同罢了。对生命的思考如同面临深渊，他不肯绝望，所用的武器又是理性的唯意志论（这一观点可能来自于他对新深思宗的接受），使意志强化，以求作到真正彻底的逃脱。但这反而更使他难于面对自己，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根本无法承受西西弗的命运，注定要不断感到焦虑、悲观、恐慌、失望、沮丧。 这种潜意识的追寻拷问，经常自觉不自觉的出现在他的现实生活里，在他的文章中，他开始不断的提到死亡、坟、阴冷、黑暗这种带有象征性色彩的词。甚至在他的译文中也间歇提起，如在翻译了安德列夫的文字后，他觉得安德列夫「完全是一个绝望厌世的作家，他思想的根底是：一，人生是可怕的。（对于人生的悲观）二，理性是虚妄的。（对于思想的悲观）三，黑暗是有大威力的（对于道德的悲观）」。加缪说，「自从人不再相信上帝的存在，也不再相信人可以长生不老的时候，他就要为他所生活的一切负责，为生而痛苦，并注定为生活而受苦的一切负责。该由他，由他自己去建立秩序和制造律条，于是，被上帝弃绝的时代开始了，人开始不遗余力的要证明自己的无罪，开始无端的忧伤，最痛苦的，最令人心碎的问题，内心常思考的是：何处我才能感到其所呢？」在鲁迅的著作中，他的敏感使死亡作为一种潜意识从未离开过，他也从未逃脱死亡对他的压迫之路，这贯穿了他觉醒后的整个生命，他不停的走，不停的追寻，在茫茫黑夜中的大地上独自行走，却如所有痛苦的弃神者一样，最终也没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永久的家园。当代诗人海子说，「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那种绝望和无法抛却生存的矛盾使远方无根可依，拥有的只是依稀的寒冷和遥不可及的光芒。 黑暗所带来的危险和苦难使他把自己封闭起来，拒绝了一切爱和怜悯，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道路和将已注定的存在方式，已经无法承受爱所带给他的善意建议，也不忍心把黑暗和危险加诸于爱自己的人的身上，所以他割弃了现实和超世两方面的爱的救护，独自游离。在他的世界里那种具体的爱护形式已经转化为他所唯有的退路，即，希望将来。而一旦这种希望破灭，便彻底进入了绝望，两方面的痛苦使他变得沉默，在爱被隔离后的独自承受使他变得沉默、脆弱、多疑，甚至在潜意识里拒绝爱的存在，现实的爱对他来说竟成负担，他曾说「对我，反倒是好事，他们死了，我到安心」，过多的只剩下嘲讽、战斗、无休无止的笔战，这是他获得快乐的最有效的方式和借以麻醉自己的精神鸦片，他的思考渐渐超越历史的羁绊，他的独特的个人体验使他回归于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元素感受中，即生存、死亡、爱欲和仇恨，基本扔掉了传统和现代哲学所留给他的文字假面，进入了人类的根源地点。这种天才式的精神境界使他难觅知音，注定了他永远的孤独的存在。 他最后说「我一个也不宽恕」时所带有的悲怆和绝望是使人震惊的。他的这声沉静的说法类似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声呼喊，所不同的是一个是彻底的绝望和永恒的反抗，另一个却是无尽的爱和怜悯。鲁迅的死使他放了沉重的肉身，他的绝望和孤独同许多文化先哲一样，渐行渐远，逐渐被描写，改换了他原本的面貌，减轻了他所具有的独特的精神力量，而只能偏安于文化一隅。 事实上，鲁迅的绝望抗争和救赎仍然俱属于人类的普罗米休斯之火，同基督的希望一样，提供了光明，做出了燃烧性的贡献，只是道路不同，所拥有的世界也因此而异。鲁迅的绝望抗争是英雄的自我毁灭式的承担痛苦和不幸，而基督的救赎却是上帝的爱怜之手对绝望的救护。基督的方式是中国所需要的，鲁迅的方式也是中国所需的，他的呐喊同样使他的背后燃起了无数火种。
四、告别神话下的鲁迅
2004 年
鲁迅是可赞扬的，但在他去世后，到了领袖毛泽东那里，已经变成了一面旗帜，毛用了很少的“最”来形容鲁迅先生，而且一用就是七个。到中共建国时，由于毛的地位，鲁迅的位置更被摆到了空前的地步，虽然后来鲁迅的夙敌在文革结束之后对鲁迅也颇有微词，但是基本遭到中国文化界四面八方的围剿，即使是新兴一代批评鲁迅的文化人也未能逃脱这样的命运，鲁迅似乎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近乎完美神话的偶像级人物，是批评不得的，这么多年下来，鲁迅似乎也真就是无缺点的，有没有他的坏话可以说呢？凡事一到了极端总有荒谬的成分在里面，鲁迅不是神，批评不是谩骂，理性的批评他也应属于正常的事。反过来讲，被维护的神话鲁迅倘若一日不能被批评反思，只能说明中国又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境况中徘徊一日。毫无疑问，鲁迅生活的时代和现在相距遥远，所以鲁迅所面对的时代主题势必和现在的世界有着差异，他所做出的应时策略到现在这个年代是否能够实用必须要仔细斟酌，是否还全部具有通用的价值，以达到去粗取精扬长避短的效应。 鲁迅活着的时候，一直坚持用呐喊以启蒙，以文字画出国人的魂魄，希图引起“疗救”的注意。在其自我的精神定位上，鲁迅深受尼采影响，其与同时代人所主张主张的精神启蒙，其实一直是作为精英的面貌而存在的，客观上他们占据着智力的最高点，而民众以愚昧的精神代名词出现的。面对当时西流初进，中国传统的影响深入骨血的环境，鲁迅做出这样的抉择情有可缘。但时代的车轮发展至今，鲁迅式的启蒙作为一个时代主题是否还应该继承下来，由我们的精英们继续经营呢？在面对当下的情况，那些自称为启蒙者的精英们占据的是怎样的资源，而又是否有资格去启蒙民众呢？ 我们看，在当今的国土里，中国寻求启蒙的文化精英们无一例外是跪着做人，和所有的民众一样，享有的是一样的受侵犯的破碎生活。虽然有些先行的人坚持按照自己本真的样式去活着，但无疑都成为跪着的“持异议者”，在民众的视域里被迫消失或基本被屏蔽。这些极其优秀的精英们和坚持高尚话语权的“持异议者”，所面对的一切和应对的一切，难道不是和鲁迅时代的启蒙环境相距遥远了么？一个自身无法在精神上独立的启蒙者，举起一个精神上独立的启蒙者的旗帜，这是相当荒唐的。如果要启蒙，那么启蒙的精英首要应该做的应是启蒙自身，在精神独立方面做出榜样。 今日的主题不再单单是面对独裁的专制政府，还有日益失去的生活，相对于鲁迅，今日既不曾有过相对独立的地位，也不曾有过真正的理想和信仰，更不能得知，选择的路是否正确，带来得结果能否被人群所普遍接受和理解。今日的中国再也不能振臂一呼响者云集。事实上，中国的民众经过共产主义的理想经验加诸之后，由于长期的失望所产生的被欺骗感，使他们对遥远的许诺式的词汇日益表现出嘲笑和怀疑，在这一点上，所有人已经被迫与民众站在同样的位置上，当前没有人有能力对民众指手画脚。在大权威的背景下，所有人就都是民众，精英何在？持异议者又何在？ 现在唯一能做出的姿态就是希望回到“真实的生活”，拒绝虚伪的高度官僚化的社会形态，找回丢失的位置。这一切是只到自身为止，谁也无能为力希望这会影响或强迫影响更多的人，因此，这与其称呼为启蒙，不如说是自救。因此说，比如启蒙，鲁迅是应该告别的。因为如今面临的后启蒙时代比鲁迅向后退了一步，这是不容改变的事实。 鲁迅于 1936 年逝世，他逝世前和逝世后的世界又截然不同。他离开的第二年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对中国历史的空前影响鲁迅无法见到。鲁迅不可能对救亡压倒启蒙，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作为作出思考和直接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方向选择。鲁迅如何能应对他逝去之后的岁月呢？而在鲁迅逝去的年代里，又如何用鲁迅来思考当时的年代呢？面对鲁迅没有做出对应的时代特征，如果强制性用鲁迅来解释，那也是荒谬的。 1937 年之后中国的局势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极其重要的变化，就思潮上来说，极左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发展就流毒深远。 1937 年或者更早的左联时期，已经出现反五四的倾向，个人的独立或者说五四一直坚持的“立人”观念被悄悄取代，鲁迅等一直坚持的启蒙民众变成了发动或鼓动民众。各式派别利用手中的媒介平台，在各个领域争夺人力资源，以壮大自己的力量，这里面和启蒙几乎毫不相关，而偏多类于传统农民起义常用的手段。政客们在可见的范围内解决民众的目前困难，然后在口头上给予一个遥远的美好许诺，再然后叫别人去赴死。 鲁迅先生何其有幸，正是荒谬的在生前死后都成为其中的一颗棋子。我们能说鲁迅的思想资源里没有一些易于被利用的杂质么？左联的诞生决定了文化山头主义的确立，从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五四启蒙后来的突然终止。抗日战争的爆发更使五四的精神传统被彻底切断，不合时宜坚持五四理性的人们诸如沈从文朱光潜等突然成为边缘，而那种极端民族主义所衍化出的战争仇恨思维却渐成主流，革命和战争开始把人当作工具，当成政治角逐中的棋子。为了结果可以不惜牺牲，直到现在还能看到咬牙切齿的革命前辈不肯屈服的影视标本。 这种思维一直延续到 49 年之后，抗美援朝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里面哪里缺少过极端民族主义的踪影呢。这造成了中国上千万人口的消失，和几十年的痛苦生活，时间到了今天，这种思维情结犹未消失，反而有越演越烈的趋势。鲁迅已然逝去。在他的文章里可见的应用性批评资源很少，他只是就他所在时代的现象作出反思和批评，甚至抽出了一些本质性的的东西，但面对当下这些和以为不同却又深深连接着鲁迅所未经过的历史经验的面貌，逝去的鲁迅要如何应对？ 鲁迅不可能对他没有经过的现实发言，这些资源是属于今天的，与鲁迅无关。今天告别鲁迅，是因为鲁迅之后，历史并未停滞，灾难并未消解，今天需要的已经不仅仅是鲁迅式的面对，而需要更多的思考，以及可能远超过去的艰苦。今天无法指望鲁迅先生对在他生前甚至参与着的极左思潮再作出怎样透彻的思考，也无法判断鲁迅是否会对今天经历的极左思潮作出反抗，对反右文革做出反思，更无法得知鲁迅是否会对过去一代人经历的极端民族主义做出尖锐的批评。毕竟鲁迅所说的言论是有限的，在今天的时代，不能把鲁迅作为用之不竭的资源，而要学会自己走路。 鲁迅对中国的文坛非常失望，他后期几乎把大部分的文字都用在吵架上面，现在看来，当时没有受到他批评的人屈指可数，鲁迅作文刻薄，有时远远不止批评，而近乎漫骂。他后来虽然说，只有公仇，而无私怨。但观其文字，似乎无论怎样的谩骂都不是可取的战斗方式，这一点鲁迅做的并不是非常出色。 鲁迅到临死的时候仍然说，我一个也不宽恕。鲁迅当然是可以这样做的，他有这样的能力，与之对应，在文坛中和他有私怨的人也很少有如胡适一样大度因他的逝去而放过他的，历史证明，给鲁迅泼脏水的事情延续至今。这构成了鲁迅自身曾实践也为后来者继承的中国文坛的一条传统，即愤怒的毫不顾忌的复仇杂文。这复仇式的斗争方式，后来一度被推广应用到各个领域，称之为“与天与地与人斗其乐无穷”。作为中国文豪被尊崇的鲁迅也只被保留这不宽恕的一点，作为一个战士的影子被屹立于文坛，他的最大的作用被形容成是能投匕首和投枪。 时至今日，也许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是多元的，就鲁迅留下的复仇来讲，并没能解决多少问题，至少它没能成为最为有效的或是最佳的途径，面对中国深重的苦难和深蕴愚昧的国土，冷嘲虽然如利刃能刺人深省，但也使人更加与冷嘲者疏离。而启蒙者与被启蒙对象隔离到无法理解，实在是种悲凉。在一个已经冷漠到无望的社会，能够给予温暖是构建的第一条路径，我们在寒冷中相互攻击，无法指望把自己变成刺猬后相互取暖。所以如果需要能够点燃的火种，只能是爱，是真实，真正的在爱和真实中生存，去重新构建我们渴望的生活。 鲁迅作为对中国文化界有着深远影响的人物，不能说把他从当下彻底铲除，所谓告别鲁迅不过是要在鲁迅未竟的道路上反思继承，把鲁迅还原为历史的真实的鲁迅，而解决当下的这种神话般的阴影，并且从中思考当下和鲁迅年代共同面对的问题以及相异的一切。简言之，鲁迅应该成为朋友般的前辈，是一个有着凡人骨血的老师，而不再是真理，不再是匕首，投枪或者挡箭牌。鲁迅不是神话，更不是工具，鲁迅不能代表我们民族的前进方向，他只代表他自己，是众多声音中的一个。如果说在一个没有英雄产生的时代需要永远保留一个阴影，这只能说明这个时代是如何的匮乏和胆怯，生活的人群是如何的卑微和可怜。要知道，鲁迅已经逝去，而生活还在继续。
附：持异议者哈维尔●鲁迅 2006 年
据说把哈维尔和鲁迅两个人连在一起最早是竹内好先生的文章，但是因为有资料的问题，没有见到这一段文字，在网络上也没有踪迹。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是一件很有意思的话题。在以前我曾把鲁迅称为 持异议者 ，所谓 持异议者 ，也即是国内通用的持不同政见者 。 在《无权者的权力》一文中，哈维尔对这个人群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论述（引自崔卫平女士译的《哈维尔文集》）：　 究竟谁是“持异议者”呢？这个词似乎主要是用来形容那些在苏联阵营国家里中，决心生活在真实中的人们的，这些人同时还符合下列的条件： 　　 一、在非常严格的限制下，他们公开地、系统地表达他们不合作的立场和批评意见，故在西方小有名气。 二、尽管他们的著作无法在国内出版，尽管他们受到政府一切可能形式的迫害，但基于他们的立场，他们赢得了公众乃至政府对他们的某种尊重。因此，他们在自己的环境中，事实上拥有一种非常有限的、非常奇特的、间接的实际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至于受到最糟糕的迫害，但凡他们受到迫害，起码会给政府造成某种政治麻烦。 三、他们的批判视野和所追求的事业，超越了他们具体环境的范围，涵盖了某种普遍性。因此，他们的工作自然就是富有政治性的，尽管他们意识到自身作为直接的政治力量的自觉程度，有很大的不同。 四、他们是一群倾向于精神追求的人，是一群“文人”，文字是他们的主要的——常常是唯一的——政治手段，这可能吸引人们的关注，尤其吸引海外的关注。他们生活在真实中的其他途径，往往因为囿于一时一地而被外国的观察家所忽略，或者比起他们的写作来，不那么引人注目，哪怕某些行为超越了地域性限制。 五、这批人无论他们的实际职业如何，西方人通常把他们作为积极活动的公民来对待，所涉及的是他们批判的、政治的工作，而不是在自己领域中的所作所为。据我的亲身经历，我明白有这样一条看不见的界线，你并没有想到但不知不觉地逾越了——一旦逾越，他们就不再把你当作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而把你开始当成一个“持异议者”来对待，这个人差不多是偶然地（也许是业余的），同时也在写一两个剧本。 要根据哈维尔的这种判断，除了著作无法在国内出版外，鲁迅庶几近之。鲁迅自五四以来，一直力图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此不惜批评当局，批评历史，也批评自己的朋友和政见不同者。当然，相对于第五点，他仍然以作家的身份为世界所知，而不是以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但这恐怕和公民权利的理论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也和世界形势的发展相关。 单就当时而论，虽然和哈维尔一样，鲁迅也处在一个国家主权弱化的国度里面，但是享有的自由度有所不同，受到的压力也不一样。鲁迅终其一生，没有做过牢，只是曾经被通缉过，书虽曾也不断的遭到查禁，但实际并没有剥夺他写作出版的权利。而哈维尔却多次坐过牢，著作在社会主义捷克国内则几乎不能在出版。 鲁迅在危难的时候依然可以躲到租界里面，相对而言，那时的中国近乎于一个邦联的多国世界，如同美国宪法未定，十三个殖民地的位置关系一样，可以很容易的相互流转。虽然他时刻可能面临被暗杀的危险，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哈维尔几乎就没有了。当时的捷克所面对的大国只有一个，而这个大国的意识形态和当时的捷克官方是基本一致的。不说从国内逃亡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更何况，哈维尔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祖国选择流亡的路，所以他只有坐牢，出狱，抗议，写作，坐牢，写作，出狱，做总统。当然，由于极权社会的权力结构松动，他那时也很难如同托洛茨基一样死去了。 鲁迅所谓的持异议，和哈维尔最大的不同还在于，他的抵抗至少不但是对准当前政权的，也对准一切的侮辱人尊严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更接近于福柯意义上的反权力者。巧的是，和福柯的思想系谱一样，鲁迅也受到过尼采强大的影响。而毛说鲁迅和他有相似点，应该包含这方面。毛终其一生，也是一个强烈反对权力的造反派，这种愿望比鲁迅海还强烈的多。但是毛不但是一个持异议者，还是一个持权力者，反权力就成了给自己造反的悖论。哈维尔所面对的差不多是人类所面对的最糟糕的政权形式——极权主义政权，所以他的写作大多对准当前发言，对准极权主义政权发言，有明确的对象。捷克的极权主义政权倒塌后，哈维尔也变成了持权力者，但他的批评并没有走出当代领域。 所以在此种意义上，把鲁迅的言论放在他所处的历史前或历史后都具有抵抗的意义。也就是说，鲁迅是一个比哈维尔更能持久的、也就是更加深入的批判权力暴力的人，哈维尔只是极权制度的挑战者和批判者，而鲁迅的思考却并没有在政治上作太多的停留，它有很多文章不过把政治现象当作一个短暂的中间物，越过它直接指向了对生命的终极思考。鲁迅文章因此所拥有的森森「鬼气」，具有了哲学命题上的意义。这一点上和哈维尔基本没有交叉点。 我们甚至可以预言，哈维尔可以作总统，鲁迅绝对不可能。这样说不意味着说哈维尔比鲁迅差，或者说鲁迅比哈维尔差，而实在于因为二者所面临的环境不同，受到的伤害和羞辱不一样。鲁迅更多的时候感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无物之阵」，而哈维尔面对的却是一个「有物之阵」，他面对的是具体的生活，而没有如鲁迅那样有深刻的历史包袱。哈维尔所具有的西方式的乐观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哲学化的胡适，只是他拒绝和当权者合作而已。当然鲁迅的从政能力可能也不怎么样，他在政府任职时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行为，终其一生，似乎也没对中国的建设思考作出宏观上的论述。 波兰的米奇尼克在波兰的社会主义政权瓦解后，也没有做总统，他拒绝从政，做了一名独立的「持不同政见者」。当然，瓦文萨在政治能力上也的确表现的比他强。实际上，如果跳出极权解体这一历史过程，米奇尼克所做的正是西方独立知识分子的角色，它只是希望自由的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思考。如果我们对照鲁迅，就会发现，他也是这样做的，他就是要自由的表达和思考，自由的生活。鲁迅在上世纪初就已经为中国如何有独立知识分子的存在做了可借鉴的表率，但这一点往往被忽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