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独立知识分子鲁迅 / 白宇极(转)

一、行动超越思想
2004 年
鲁迅先生幼遭变故，家道中落，长年遭人冷落白眼。这样艰苦的生活养成了他独立自主的坚强意志，以致他一生都坚持要用自己的力量来养活自己，进而承担更大的家族和社会责任。在早期的文章写作中，鲁迅较早的提出了现实生存对理想的影响，他含糊的表达了达成的途径，即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一般来讲，这也是普通人都会遵守的递进法则，但考虑到当时的环境，也可以说鲁迅在此清楚的表达了在中国成为一个独立个体必备的因果关联。也就是说，抛开特殊的人群，如果这三条法则形成实质性的递进关系的话，那么第一步就必须保证自己生存的根源不被别人控制，只有自由的保障了自己的生活，相对富裕的积蓄，才可能带来自由的发展。倘若连最基本的生活条件都不能掌握，不但不可能达成所谓对社会和人类的责任，连写作思考都成问题。他后来写作《娜拉走后怎样》这篇对后世影响深远的文章时，又不忘再一次表达了理想不能越过生存必须得到基本保障这一基本的现实观念。 鲁迅求学回国以后，一生衣食都得保障。按照今天的标准，鲁迅的生活可以说是一个标准的中产阶级的生活，他获得的稿酬和政府工资、津贴等等，相当于现今每年获利十数万，甚至有数十万至百万的情况。这保证了鲁迅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能够有可能进行异议的写作，达成独立知识分子的生活状态。 鲁迅所表现出来的真正的现代性理念 明白的告诉我们，要怎样去生存，又怎样去行动。 文字可以是应时之作，但如何面对生活是永久永恒的，从这个意义上说， 在鲁迅留存下来的大量斗争文字之后，他的行动其实同样具备重要的意义。而鲁迅在行为上为后世所留下来的第一步，就是他合法合理的最大程度的保证了构成自己生存和温饱的权利，这一点，后世的知识分子已经基本做不到了。 鲁迅终生把握了这一基本原则，对自己的财产权利进行法律维护，自己思想的空间进行言论斗争，把生存的物质资源头始终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虽然当时的国民政府没有在法律上禁止同人办报，也没有禁止民众结社，但对于异议文人仍然进行了相当的封锁，甚至是抓捕、暗杀。鲁迅也同样曾遭到浙江当局的通缉，将其称呼为“堕落文人鲁迅”，大批收缴了他的作品。鲁迅的文章在报刊上也受到当局的审查，不得不多次变换笔名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为了教育部的薪酬，还与当时的国民政府对簿公堂。鲁迅清楚的知道，守住了这一点，才是守住了根本。倘若所有的生存资源收归政府，那么政府就成了以强权控制食物链的衣食父母，象托洛斯基所说的那样，由「不劳动不得食」变成了「不服从者不得食」了。 鲁迅还善于寻找并游弋在政府控制区域的灰色地带。他也知道，当时的国民政府虽然腐败黑暗，但它不能公开的对一些行为进行蛮横无原则的禁止。因为政府公开的对某些边缘行为作出粗暴动作，或者一些缺乏合理性基础的行为，极可能将会触犯基于民众的某种共识，进而瓦解其借以存在的合法言论解释根基，甚至导致爆发大规模的社会性运动。也有可能遇到其他与中国政府利益相关的各方面的反应和反击，经常是得不偿失的。由于看到灰色地带的存在，鲁迅作出了一个类似于游击战的行为，终其一生，基本做到了既能有效的对政府违背法律、侵犯人权的做法提出批评和建议，又很好的保护了自己的生命财产不受伤害。 鲁迅在反对无限政府的同时，又主张有限暴力。鲁迅一直并不赞成游行示威和平请愿这样的方式，在三一八惨案以后后来造成伤亡的历次运动中，凡是鲁迅有言论存世的地方，他都表达了明确的反对。鲁迅熟捻中国的历史，知道中国政府屠戮妇婴的伟绩，游行者手无寸铁，而政府却是全副武装。在法理根基软弱而军事能力占据要位的国家里，游行示威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但他也肯定国人享有游行示威的权利，这一点他虽然未在文字中表现，也没有参加过街面上的游行，但是他不顾被暗杀的危险，参加杨杏佛的葬礼，这种行为实无异于参加了一次真正的游行示威。鲁迅甚至主张，当一个政府失去其合法性，民众可以以暴力推翻之。简言之，即鲁迅认为政府要限制自己不应有的权力，而民众应争取属于自己的权利。在这样的表达下，鲁迅实际上承认了一条底线，即是政府属于人民，也荣耀或侮辱人民，在可作为的有限政府是合理存在的，而与此同时，人民对没有改变倾向的无限政府作出的方抗也是合理的。 鲁迅用自己的行为坚持面对真实，写出真实，他是真实的说话者、行动者。事实上，鲁迅从来不曾对真相沉默。鲁迅半生努力维护弱者的权益，发出为沉默的大多数呐喊的声音。他坚持在自己最有优势的文坛领域扶持新人，他努力为下等的民众传达出自己的同情和悲悯，努力为改造中国的人权状况而呼喊，努力为中国民众应有的自尊放大喉咙。同情弱者，是鲁迅对中国社会最大的眷顾。他不但揭示了现实真相的伤口，也揭开历史的疤痕，废奴成为鲁迅的毕生目标。我们今天，仍然在享用鲁迅为此而作出的卓绝努力。
二、一个人的废奴运动
2003 年
鲁迅的死在 20 世纪文学史上应该是个标志性的事件。在那个时代里，象他那样孤单单的到处挑战以及迎战的人是没有的。在他以后，也不复存在。 在他的骨子里，有着刚强的不易折服的东西，也便是毛泽东所欣赏的骨头，这后来延续成一种不肯宽容的传统。相对于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鲁迅要更加显得决绝。也可以说，他的思想里更有极端的倾向，这个极端，便是超越组织、国家或者说超越权威的对个人自由的不容置疑的维护。 综观他一生的写作，他也从未曾放弃过这个观点。在这一点上，他拒绝妥协。后世对鲁迅的继承多来自他思想中大的一面，即对于民族性的揭露和批判，按传统的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划分方式，从群体道德的角度把他划为民族脊梁里的一个。但其实，鲁迅的对于国家民族民众这种大群的思考，却从来都是建立在以「自我」为个体意识基础之上的。这是一个完整的系统。他向来认为，民族的觉醒要从个人的意识觉醒为开始，作为一个群体概念永远是含糊的，只有个人是具体的。如果个体的权利都未曾保障，所谓的保障了群体的含义势必是一个谎言。 鲁迅去世后，中国的文化界那个具有独立色彩的文化界基本消失，自由主义者柔弱的意识加速了意识形态的大一统倾向。然而，鲁迅的幽魂似乎无处不在，伴随着整个的当代文学史一直延续到本世纪，他的思想成为他的继承者和他所批判对象的继承者的一种折磨。他们或者努力把他神化，当成一面不倒的旗子来使用，或者借着还原鲁迅的口号，把他丑角化、简单化。但无论如何，鲁迅的存在是一个异端，他之所以站在如此高的位置，正在于中国文化界数十年来的犬儒化生存。他在世纪初所提出的问题所进行的战斗到现在也未曾完成，甚至也无人再象他那样勇敢的提及那一切。 在毁灭崇高以及理想的今天，把一切都世俗化了。这样的指向与人类的美好追求断然分开，而趋向市民化的倾向。这样的情形明显要比鲁迅的时代更为复杂，但确切的说，仍然逃不出国民性里的硬伤，即「人」作为一个权利指向的目的仍然不曾达到。在这个时代里，普遍生存的依然是奴隶和奴才。 鲁迅一生极其愤恨悲悯一切的为奴者，但在事实上却一直以奴隶自居。大约，在他以为，在一个以专制独裁为意识主流的国家里，拥有完整的个人自由是不可能的，无论怎样，都难以逃脱被利用的可能。他的杂文虽然是在文化界论战，但几乎大部分的指向都与政治相关。对照中国的后来的岁月的发展，鲁迅无疑是在历史缝隙中发现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在中国一切的为人权的障碍，都于政治息息相关。 这一思想后来被顾准在为史官文化做定义时，有了更为清晰的表达，他说，所谓史官文化者，即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使文化从属于政治权威，绝对不得涉及超过政治权威的宇宙与其他问题的各种文化之谓也」。毛泽东在延安以及后来的实践表明，政治权威依然是无法动摇的第一性的东西。政治上的独裁指向使文化的目的受到限制，文化已经成为一种附庸品，教化功能演化成宣传功能。它的存在也势必影响到国民性的生存以及改造，生于变化年代的鲁迅，于此点看的更是愈加清楚。 鲁迅为抗拒政治的压力艰难奋斗了一生，最根本的悲剧性质正在于鲁迅的诗人性格，他坚持把政治和文化分成两样具有同等权威的领域，不承认政治的绝对权威性。也就是说，文化领域在他那里应该是一个自由的王国，它根本上就不是隶属于政治的。而政治上对此的保障即是一定要保障每个人的个人自由，对于言论出版自由不得限制和迫害。否则，在他的理念里，这样的政府或组织是不合法的，这是鲁迅的一个大前提。 他和胡适不同，根本不相信通过渐进的革新可以使这样的一个前提实现。基于他对于人情冷暖的通透，他也不肯相信既得利益集团会触动自己的根基。如果这样的前提不能保障，所谓的渐进改革只能是在各种各样的由专制衍化出的形式中间疲于奔命，而永无尽头。这样的结果只能是迎来具有更大破坏性的暴力重组。因此，基于这样的考虑，他甚至不反对以此为前提的暴力行为。这些都是和当时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所不同的。 由于鲁迅坚持个人的纯粹性，对于左联的领导们（周扬等人）也日益表现出极大的鄙夷。当时左联已经具备了苏联作协那样的官僚机构的形式，在意识形态和组织上都倾向于成为政治的工具。对于组织里的个人也开始实行规范化。综合起来说，周扬等人对鲁迅的排挤和利用都无疑是在政治意图上的，毛泽东对此有更明确的表达，在延安的会议上，他明确的称呼鲁迅为鲁总司令，把鲁迅捍卫个人自由的文学行为迅速置转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事业在文化上的「反围剿行为」。一笔掩盖了鲁迅与左联的根本分歧和两个口号争论时的独立形象。 如果说，鲁迅是中共民主事业的一面旗手，那绝对是个误会，或者根本就是一种牵强性质的说法。鲁迅的斗争应该包括反对中共王霸意识的，只是由于当时的文化主流还不是象四十年代后所形成的大一统局面，所以他把主要的敌人仍然视为有合法性形象的国民党政府。然而即便如此，他还是愤怒的采取了横站的姿态，不忘时不时的向自称为自己人的阵营里投几下匕首，以回敬独裁者的冷箭。 鲁迅死后，对于政治权威的挑战渐渐消失，被称为鲁迅传统继承者的胡风，在意识形态里也依然保持了左翼的面貌，对权威的信仰贯其终生，而他仅有的表现出个人主义色彩的主观创作论却使他经受了毁灭性的打击，在这样的中国，怎能容忍对于权威的挑战呢？这种文化的附庸形式一直延续到现在。在意识领域对强权意识的卑躬屈膝，注定这是个跪着生存的民族性格。奴隶和奴才也终将作为一种传统被延承下去。 鲁迅的死标志着以个人对抗国家权威的局面结束了，也标志着鲁迅毕生的事业 —— 一个人的废奴运动走向终结。他的精神虽然薪尽火传，但从来也未曾有丝毫的突破，在现今的时代里，个人的力量显得脆弱和渺小，而国家权威却无比强大。能够产生象鲁迅一样的有影响的战士的可能微乎其微。这场废奴运动实际上已经不具力量，无论在形态上和精神上都显得与现实无关了。他的起点和终点都止于鲁迅。
三、靠近上帝的生命
2002 年
汪晖在自己的著作中说，鲁迅的思想虽然「不属于其中任何一种文明和社会，无论是传统中国还是现代西方」，但「又无法摆脱与这两者的内在关系，因此，他既反传统，又在传统之中，他既倡导西方的价值，又对西方的野心保持警惕」，这种矛盾构成了鲁迅的现实生命和精神生命的纽带。他的交织和对抗，使鲁迅的生命显示出独特的色彩，当然，这也超出了汪晖所说的「中间物状态」。 从根本上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太关心宇宙的终极性问题，几乎完全避免了对于超验的生命本身的思考。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儒家从始而终就拒绝回答这一问题，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这从源流上截断了通往彼世的路而把目光聚拢在现世层面。道家虽然走得更远一些，但所讲究的无知无趣、道可道非常道等主张也抛开了彼世的具体力量而将一切归于混沌。从鲁迅的文化背景来看，形成鲁迅的中方文化哲学的最初也是终生未曾摆脱的源流却正植根这里。从这个角度讲，也可以说，鲁迅后来在接触西学而产生的痛苦应是来自于东西方哲学在根源上的根本差异。 人无法躲避历史的因袭，也不能不带周围人群的记忆。鲁迅的身上存有中国古代士大夫的许多气质，忧国忧民忧天下，这与他自小受的儒家教育很有关系。终其一生，他都没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彻底决裂。他所说得尽量不读中国书，大约是一种从书中看到真相后的巨大震惊和出于爱护国人后辈所产生的忧惧所然，但无可否认，中国的传统文化本身具有的现世性也终于为鲁迅的生存提供了一定的可容身的乡土。这也能使他借助于中国博大的精神虚幻庄园而驰骋一生。 本质上，他一生都在中国传统与西方的现代精神中间挣扎，不仅仅是他的中国精神传统同西方当时的现代哲学思考产生断裂，还在于鲁迅继承了尼采等人的思想，也继承了他们弃神而走的事实，这也必然的继承了尼采等人同西方神学（这一西方哲学两大传统之一）在人生根源上所产生的无法避免的矛盾。尼采虽努力寄托于人类酒神狂欢的身体迷醉，但最终无法给以终极的解脱。鲁迅后来十数年钻究西学，但传统中对鬼神的拒绝和对彼世的轻视，最终他还是错开了对于神学的信仰，终身走入尼采所说的「上帝已死」的微言大义。但鲁迅对尼采的哲学接受却非常复杂，在日本时期所接受的书籍并不完全是尼采的真正面貌，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也不曾对尼采有过全景式的研究和借用，他从多方面所认识的尼采基本是被描写的，也就不曾会去反省尼采的哲学面对神学时的缺陷，这种方式造成鲁迅单单而果决的吸收了「超人意志论」的观念，同时也拒绝了存在尼采著作中的神学资源，错过了上帝的救赎而走上了自我放逐的不归之路。 这种思想注定缺乏第一推动力，也即缺乏支持创造的根源所在。加缪说，「唯一的哲学问题是死亡」。古希腊有句格言叫「认识你自己」。人类文明的进展使人类的探索和思考不可避免的走向了两个终极。一个是对人以外的外界太空的生与死的渊源的追求，另一个则是对人本身生与死这一终极问题的拷问与怀疑。上帝被拒绝后，其实是拉近了人类与死亡的距离，死亡已必然成为一个阴影覆盖在人生存的途中，存在主义把人的生存的脆弱性和偶然性更提到了空前的层面。长年的西方思想训练和中国古老的训诂考据形式帮助鲁迅养成的科学理性思维，已使他不能象中国的古人一样，最终放弃追问，而遁入逍遥的世界，这就注定了他对生存本性的恒久怀疑和独自反抗黑暗的必然选择。这当然也成为他具有现代精神的来源之一。 在鲁迅的文章里，那种死亡的气息是随处可见的，只是鲁迅一直拒绝回答或思考这个问题。除了《野草》时期和临死的时候有了一次较大的流露外，生命的大部分精力却集中在他所生存的瞬间借以逃避。这同中国的道教如出一辙，只不过是方式不同罢了。对生命的思考如同面临深渊，他不肯绝望，所用的武器又是理性的唯意志论（这一观点可能来自于他对新深思宗的接受），使意志强化，以求作到真正彻底的逃脱。但这反而更使他难于面对自己，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根本无法承受西西弗的命运，注定要不断感到焦虑、悲观、恐慌、失望、沮丧。 这种潜意识的追寻拷问，经常自觉不自觉的出现在他的现实生活里，在他的文章中，他开始不断的提到死亡、坟、阴冷、黑暗这种带有象征性色彩的词。甚至在他的译文中也间歇提起，如在翻译了安德列夫的文字后，他觉得安德列夫「完全是一个绝望厌世的作家，他思想的根底是：一，人生是可怕的。（对于人生的悲观）二，理性是虚妄的。（对于思想的悲观）三，黑暗是有大威力的（对于道德的悲观）」。加缪说，「自从人不再相信上帝的存在，也不再相信人可以长生不老的时候，他就要为他所生活的一切负责，为生而痛苦，并注定为生活而受苦的一切负责。该由他，由他自己去建立秩序和制造律条，于是，被上帝弃绝的时代开始了，人开始不遗余力的要证明自己的无罪，开始无端的忧伤，最痛苦的，最令人心碎的问题，内心常思考的是：何处我才能感到其所呢？」在鲁迅的著作中，他的敏感使死亡作为一种潜意识从未离开过，他也从未逃脱死亡对他的压迫之路，这贯穿了他觉醒后的整个生命，他不停的走，不停的追寻，在茫茫黑夜中的大地上独自行走，却如所有痛苦的弃神者一样，最终也没能找到属于自己的永久的家园。当代诗人海子说，「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那种绝望和无法抛却生存的矛盾使远方无根可依，拥有的只是依稀的寒冷和遥不可及的光芒。 黑暗所带来的危险和苦难使他把自己封闭起来，拒绝了一切爱和怜悯，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道路和将已注定的存在方式，已经无法承受爱所带给他的善意建议，也不忍心把黑暗和危险加诸于爱自己的人的身上，所以他割弃了现实和超世两方面的爱的救护，独自游离。在他的世界里那种具体的爱护形式已经转化为他所唯有的退路，即，希望将来。而一旦这种希望破灭，便彻底进入了绝望，两方面的痛苦使他变得沉默，在爱被隔离后的独自承受使他变得沉默、脆弱、多疑，甚至在潜意识里拒绝爱的存在，现实的爱对他来说竟成负担，他曾说「对我，反倒是好事，他们死了，我到安心」，过多的只剩下嘲讽、战斗、无休无止的笔战，这是他获得快乐的最有效的方式和借以麻醉自己的精神鸦片，他的思考渐渐超越历史的羁绊，他的独特的个人体验使他回归于人类存在的最基本的元素感受中，即生存、死亡、爱欲和仇恨，基本扔掉了传统和现代哲学所留给他的文字假面，进入了人类的根源地点。这种天才式的精神境界使他难觅知音，注定了他永远的孤独的存在。 他最后说「我一个也不宽恕」时所带有的悲怆和绝望是使人震惊的。他的这声沉静的说法类似于基督在十字架上的那声呼喊，所不同的是一个是彻底的绝望和永恒的反抗，另一个却是无尽的爱和怜悯。鲁迅的死使他放了沉重的肉身，他的绝望和孤独同许多文化先哲一样，渐行渐远，逐渐被描写，改换了他原本的面貌，减轻了他所具有的独特的精神力量，而只能偏安于文化一隅。 事实上，鲁迅的绝望抗争和救赎仍然俱属于人类的普罗米休斯之火，同基督的希望一样，提供了光明，做出了燃烧性的贡献，只是道路不同，所拥有的世界也因此而异。鲁迅的绝望抗争是英雄的自我毁灭式的承担痛苦和不幸，而基督的救赎却是上帝的爱怜之手对绝望的救护。基督的方式是中国所需要的，鲁迅的方式也是中国所需的，他的呐喊同样使他的背后燃起了无数火种。
四、告别神话下的鲁迅
2004 年
鲁迅是可赞扬的，但在他去世后，到了领袖毛泽东那里，已经变成了一面旗帜，毛用了很少的“最”来形容鲁迅先生，而且一用就是七个。到中共建国时，由于毛的地位，鲁迅的位置更被摆到了空前的地步，虽然后来鲁迅的夙敌在文革结束之后对鲁迅也颇有微词，但是基本遭到中国文化界四面八方的围剿，即使是新兴一代批评鲁迅的文化人也未能逃脱这样的命运，鲁迅似乎成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近乎完美神话的偶像级人物，是批评不得的，这么多年下来，鲁迅似乎也真就是无缺点的，有没有他的坏话可以说呢？凡事一到了极端总有荒谬的成分在里面，鲁迅不是神，批评不是谩骂，理性的批评他也应属于正常的事。反过来讲，被维护的神话鲁迅倘若一日不能被批评反思，只能说明中国又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境况中徘徊一日。毫无疑问，鲁迅生活的时代和现在相距遥远，所以鲁迅所面对的时代主题势必和现在的世界有着差异，他所做出的应时策略到现在这个年代是否能够实用必须要仔细斟酌，是否还全部具有通用的价值，以达到去粗取精扬长避短的效应。 鲁迅活着的时候，一直坚持用呐喊以启蒙，以文字画出国人的魂魄，希图引起“疗救”的注意。在其自我的精神定位上，鲁迅深受尼采影响，其与同时代人所主张主张的精神启蒙，其实一直是作为精英的面貌而存在的，客观上他们占据着智力的最高点，而民众以愚昧的精神代名词出现的。面对当时西流初进，中国传统的影响深入骨血的环境，鲁迅做出这样的抉择情有可缘。但时代的车轮发展至今，鲁迅式的启蒙作为一个时代主题是否还应该继承下来，由我们的精英们继续经营呢？在面对当下的情况，那些自称为启蒙者的精英们占据的是怎样的资源，而又是否有资格去启蒙民众呢？ 我们看，在当今的国土里，中国寻求启蒙的文化精英们无一例外是跪着做人，和所有的民众一样，享有的是一样的受侵犯的破碎生活。虽然有些先行的人坚持按照自己本真的样式去活着，但无疑都成为跪着的“持异议者”，在民众的视域里被迫消失或基本被屏蔽。这些极其优秀的精英们和坚持高尚话语权的“持异议者”，所面对的一切和应对的一切，难道不是和鲁迅时代的启蒙环境相距遥远了么？一个自身无法在精神上独立的启蒙者，举起一个精神上独立的启蒙者的旗帜，这是相当荒唐的。如果要启蒙，那么启蒙的精英首要应该做的应是启蒙自身，在精神独立方面做出榜样。 今日的主题不再单单是面对独裁的专制政府，还有日益失去的生活，相对于鲁迅，今日既不曾有过相对独立的地位，也不曾有过真正的理想和信仰，更不能得知，选择的路是否正确，带来得结果能否被人群所普遍接受和理解。今日的中国再也不能振臂一呼响者云集。事实上，中国的民众经过共产主义的理想经验加诸之后，由于长期的失望所产生的被欺骗感，使他们对遥远的许诺式的词汇日益表现出嘲笑和怀疑，在这一点上，所有人已经被迫与民众站在同样的位置上，当前没有人有能力对民众指手画脚。在大权威的背景下，所有人就都是民众，精英何在？持异议者又何在？ 现在唯一能做出的姿态就是希望回到“真实的生活”，拒绝虚伪的高度官僚化的社会形态，找回丢失的位置。这一切是只到自身为止，谁也无能为力希望这会影响或强迫影响更多的人，因此，这与其称呼为启蒙，不如说是自救。因此说，比如启蒙，鲁迅是应该告别的。因为如今面临的后启蒙时代比鲁迅向后退了一步，这是不容改变的事实。 鲁迅于 1936 年逝世，他逝世前和逝世后的世界又截然不同。他离开的第二年即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这对中国历史的空前影响鲁迅无法见到。鲁迅不可能对救亡压倒启蒙，极端民族主义思潮在中国的作为作出思考和直接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方向选择。鲁迅如何能应对他逝去之后的岁月呢？而在鲁迅逝去的年代里，又如何用鲁迅来思考当时的年代呢？面对鲁迅没有做出对应的时代特征，如果强制性用鲁迅来解释，那也是荒谬的。 1937 年之后中国的局势发生了与以往不同的极其重要的变化，就思潮上来说，极左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思潮发展就流毒深远。 1937 年或者更早的左联时期，已经出现反五四的倾向，个人的独立或者说五四一直坚持的“立人”观念被悄悄取代，鲁迅等一直坚持的启蒙民众变成了发动或鼓动民众。各式派别利用手中的媒介平台，在各个领域争夺人力资源，以壮大自己的力量，这里面和启蒙几乎毫不相关，而偏多类于传统农民起义常用的手段。政客们在可见的范围内解决民众的目前困难，然后在口头上给予一个遥远的美好许诺，再然后叫别人去赴死。 鲁迅先生何其有幸，正是荒谬的在生前死后都成为其中的一颗棋子。我们能说鲁迅的思想资源里没有一些易于被利用的杂质么？左联的诞生决定了文化山头主义的确立，从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五四启蒙后来的突然终止。抗日战争的爆发更使五四的精神传统被彻底切断，不合时宜坚持五四理性的人们诸如沈从文朱光潜等突然成为边缘，而那种极端民族主义所衍化出的战争仇恨思维却渐成主流，革命和战争开始把人当作工具，当成政治角逐中的棋子。为了结果可以不惜牺牲，直到现在还能看到咬牙切齿的革命前辈不肯屈服的影视标本。 这种思维一直延续到 49 年之后，抗美援朝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里面哪里缺少过极端民族主义的踪影呢。这造成了中国上千万人口的消失，和几十年的痛苦生活，时间到了今天，这种思维情结犹未消失，反而有越演越烈的趋势。鲁迅已然逝去。在他的文章里可见的应用性批评资源很少，他只是就他所在时代的现象作出反思和批评，甚至抽出了一些本质性的的东西，但面对当下这些和以为不同却又深深连接着鲁迅所未经过的历史经验的面貌，逝去的鲁迅要如何应对？ 鲁迅不可能对他没有经过的现实发言，这些资源是属于今天的，与鲁迅无关。今天告别鲁迅，是因为鲁迅之后，历史并未停滞，灾难并未消解，今天需要的已经不仅仅是鲁迅式的面对，而需要更多的思考，以及可能远超过去的艰苦。今天无法指望鲁迅先生对在他生前甚至参与着的极左思潮再作出怎样透彻的思考，也无法判断鲁迅是否会对今天经历的极左思潮作出反抗，对反右文革做出反思，更无法得知鲁迅是否会对过去一代人经历的极端民族主义做出尖锐的批评。毕竟鲁迅所说的言论是有限的，在今天的时代，不能把鲁迅作为用之不竭的资源，而要学会自己走路。 鲁迅对中国的文坛非常失望，他后期几乎把大部分的文字都用在吵架上面，现在看来，当时没有受到他批评的人屈指可数，鲁迅作文刻薄，有时远远不止批评，而近乎漫骂。他后来虽然说，只有公仇，而无私怨。但观其文字，似乎无论怎样的谩骂都不是可取的战斗方式，这一点鲁迅做的并不是非常出色。 鲁迅到临死的时候仍然说，我一个也不宽恕。鲁迅当然是可以这样做的，他有这样的能力，与之对应，在文坛中和他有私怨的人也很少有如胡适一样大度因他的逝去而放过他的，历史证明，给鲁迅泼脏水的事情延续至今。这构成了鲁迅自身曾实践也为后来者继承的中国文坛的一条传统，即愤怒的毫不顾忌的复仇杂文。这复仇式的斗争方式，后来一度被推广应用到各个领域，称之为“与天与地与人斗其乐无穷”。作为中国文豪被尊崇的鲁迅也只被保留这不宽恕的一点，作为一个战士的影子被屹立于文坛，他的最大的作用被形容成是能投匕首和投枪。 时至今日，也许我们可以看出，鲁迅是多元的，就鲁迅留下的复仇来讲，并没能解决多少问题，至少它没能成为最为有效的或是最佳的途径，面对中国深重的苦难和深蕴愚昧的国土，冷嘲虽然如利刃能刺人深省，但也使人更加与冷嘲者疏离。而启蒙者与被启蒙对象隔离到无法理解，实在是种悲凉。在一个已经冷漠到无望的社会，能够给予温暖是构建的第一条路径，我们在寒冷中相互攻击，无法指望把自己变成刺猬后相互取暖。所以如果需要能够点燃的火种，只能是爱，是真实，真正的在爱和真实中生存，去重新构建我们渴望的生活。 鲁迅作为对中国文化界有着深远影响的人物，不能说把他从当下彻底铲除，所谓告别鲁迅不过是要在鲁迅未竟的道路上反思继承，把鲁迅还原为历史的真实的鲁迅，而解决当下的这种神话般的阴影，并且从中思考当下和鲁迅年代共同面对的问题以及相异的一切。简言之，鲁迅应该成为朋友般的前辈，是一个有着凡人骨血的老师，而不再是真理，不再是匕首，投枪或者挡箭牌。鲁迅不是神话，更不是工具，鲁迅不能代表我们民族的前进方向，他只代表他自己，是众多声音中的一个。如果说在一个没有英雄产生的时代需要永远保留一个阴影，这只能说明这个时代是如何的匮乏和胆怯，生活的人群是如何的卑微和可怜。要知道，鲁迅已经逝去，而生活还在继续。
附：持异议者哈维尔●鲁迅 2006 年
据说把哈维尔和鲁迅两个人连在一起最早是竹内好先生的文章，但是因为有资料的问题，没有见到这一段文字，在网络上也没有踪迹。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是一件很有意思的话题。在以前我曾把鲁迅称为 持异议者 ，所谓 持异议者 ，也即是国内通用的持不同政见者 。 在《无权者的权力》一文中，哈维尔对这个人群做了一个比较详细的论述（引自崔卫平女士译的《哈维尔文集》）：　 究竟谁是“持异议者”呢？这个词似乎主要是用来形容那些在苏联阵营国家里中，决心生活在真实中的人们的，这些人同时还符合下列的条件： 　　 一、在非常严格的限制下，他们公开地、系统地表达他们不合作的立场和批评意见，故在西方小有名气。 二、尽管他们的著作无法在国内出版，尽管他们受到政府一切可能形式的迫害，但基于他们的立场，他们赢得了公众乃至政府对他们的某种尊重。因此，他们在自己的环境中，事实上拥有一种非常有限的、非常奇特的、间接的实际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至于受到最糟糕的迫害，但凡他们受到迫害，起码会给政府造成某种政治麻烦。 三、他们的批判视野和所追求的事业，超越了他们具体环境的范围，涵盖了某种普遍性。因此，他们的工作自然就是富有政治性的，尽管他们意识到自身作为直接的政治力量的自觉程度，有很大的不同。 四、他们是一群倾向于精神追求的人，是一群“文人”，文字是他们的主要的——常常是唯一的——政治手段，这可能吸引人们的关注，尤其吸引海外的关注。他们生活在真实中的其他途径，往往因为囿于一时一地而被外国的观察家所忽略，或者比起他们的写作来，不那么引人注目，哪怕某些行为超越了地域性限制。 五、这批人无论他们的实际职业如何，西方人通常把他们作为积极活动的公民来对待，所涉及的是他们批判的、政治的工作，而不是在自己领域中的所作所为。据我的亲身经历，我明白有这样一条看不见的界线，你并没有想到但不知不觉地逾越了——一旦逾越，他们就不再把你当作一个作家，同时也是一个关心公共事务的公民，而把你开始当成一个“持异议者”来对待，这个人差不多是偶然地（也许是业余的），同时也在写一两个剧本。 要根据哈维尔的这种判断，除了著作无法在国内出版外，鲁迅庶几近之。鲁迅自五四以来，一直力图发出自己的声音，为此不惜批评当局，批评历史，也批评自己的朋友和政见不同者。当然，相对于第五点，他仍然以作家的身份为世界所知，而不是以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但这恐怕和公民权利的理论发展有很大的关系，也和世界形势的发展相关。 单就当时而论，虽然和哈维尔一样，鲁迅也处在一个国家主权弱化的国度里面，但是享有的自由度有所不同，受到的压力也不一样。鲁迅终其一生，没有做过牢，只是曾经被通缉过，书虽曾也不断的遭到查禁，但实际并没有剥夺他写作出版的权利。而哈维尔却多次坐过牢，著作在社会主义捷克国内则几乎不能在出版。 鲁迅在危难的时候依然可以躲到租界里面，相对而言，那时的中国近乎于一个邦联的多国世界，如同美国宪法未定，十三个殖民地的位置关系一样，可以很容易的相互流转。虽然他时刻可能面临被暗杀的危险，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安全的。哈维尔几乎就没有了。当时的捷克所面对的大国只有一个，而这个大国的意识形态和当时的捷克官方是基本一致的。不说从国内逃亡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更何况，哈维尔也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祖国选择流亡的路，所以他只有坐牢，出狱，抗议，写作，坐牢，写作，出狱，做总统。当然，由于极权社会的权力结构松动，他那时也很难如同托洛茨基一样死去了。 鲁迅所谓的持异议，和哈维尔最大的不同还在于，他的抵抗至少不但是对准当前政权的，也对准一切的侮辱人尊严的权力，在这个意义上说，鲁迅更接近于福柯意义上的反权力者。巧的是，和福柯的思想系谱一样，鲁迅也受到过尼采强大的影响。而毛说鲁迅和他有相似点，应该包含这方面。毛终其一生，也是一个强烈反对权力的造反派，这种愿望比鲁迅海还强烈的多。但是毛不但是一个持异议者，还是一个持权力者，反权力就成了给自己造反的悖论。哈维尔所面对的差不多是人类所面对的最糟糕的政权形式——极权主义政权，所以他的写作大多对准当前发言，对准极权主义政权发言，有明确的对象。捷克的极权主义政权倒塌后，哈维尔也变成了持权力者，但他的批评并没有走出当代领域。 所以在此种意义上，把鲁迅的言论放在他所处的历史前或历史后都具有抵抗的意义。也就是说，鲁迅是一个比哈维尔更能持久的、也就是更加深入的批判权力暴力的人，哈维尔只是极权制度的挑战者和批判者，而鲁迅的思考却并没有在政治上作太多的停留，它有很多文章不过把政治现象当作一个短暂的中间物，越过它直接指向了对生命的终极思考。鲁迅文章因此所拥有的森森「鬼气」，具有了哲学命题上的意义。这一点上和哈维尔基本没有交叉点。 我们甚至可以预言，哈维尔可以作总统，鲁迅绝对不可能。这样说不意味着说哈维尔比鲁迅差，或者说鲁迅比哈维尔差，而实在于因为二者所面临的环境不同，受到的伤害和羞辱不一样。鲁迅更多的时候感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无物之阵」，而哈维尔面对的却是一个「有物之阵」，他面对的是具体的生活，而没有如鲁迅那样有深刻的历史包袱。哈维尔所具有的西方式的乐观思维，在某种程度上更像是哲学化的胡适，只是他拒绝和当权者合作而已。当然鲁迅的从政能力可能也不怎么样，他在政府任职时没有让人眼前一亮的行为，终其一生，似乎也没对中国的建设思考作出宏观上的论述。 波兰的米奇尼克在波兰的社会主义政权瓦解后，也没有做总统，他拒绝从政，做了一名独立的「持不同政见者」。当然，瓦文萨在政治能力上也的确表现的比他强。实际上，如果跳出极权解体这一历史过程，米奇尼克所做的正是西方独立知识分子的角色，它只是希望自由的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思考。如果我们对照鲁迅，就会发现，他也是这样做的，他就是要自由的表达和思考，自由的生活。鲁迅在上世纪初就已经为中国如何有独立知识分子的存在做了可借鉴的表率，但这一点往往被忽略了。

电影《入殓师》和中日关系 / 盛建锋(转)

前几日，有则新闻说，上海殡仪馆418个岗位空缺吸引了5000名大学生到现场咨询，并收到简历3220份。新闻继续说，殡葬行业工作稳定，跳槽少，行业魅力无限，大家不应该有偏见。我就想，如果没有偏见，就不会有这则新闻。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偏见，我是有的。整天跟死人打交道，殡葬行业从业人员没有过硬的心理素质恐怕不行，魅力不知从何谈起，不管到什么时候，这都是个特殊行业。服务业发达的日本对待入殓师的态度尚且如此，中国人不太可能凭空那么包容。从另一个角度看，大学生加盟殡葬行业，或许是一件好事。中国现在服务业，虽然不差钱，但差的是水平。如果那些成功得到职位的大学生能学习影片《入殓师》中的入殓技巧和服务意识，中国送葬行业兴许真能魅力无限。但愿，这次我不是又在做梦。“入殓师”英文怎么说呢？我没有答案，于是像往常一样，求助于有道海量词典，却没搜到匹配结果。看来，入殓师和这个行业一样相当生僻。《入殓师》英文片名叫做Departures，或许我们可以造个新词，用departurer来称呼入殓师？个人认为，“入殓师”比“送行者”翻译得好，大家一看就明白，而且冠之以师，可谓正名。说《入殓师》这部电影之前，有必要先说说中日之间的纠葛。倏忽150年，日升日落，再起再落，升时夺目，落时悲怆，引无数学者竞憔悴。我对日本，不憎也不喜。与蒙古人和满人不同，日本人没能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夷族统治者。正因如此，日本没有机会成为中国新的领土。日本失败了，所以我们可以尽情骂，不用顾忌像元、清两朝的压迫。日本强大依旧，并且不承认败给中国，不承认屠戮中国，这让我们更加恼怒。就像两个拳击手只打了一个回合一样，全都愤愤不平。中日之间的恩怨，一直都是一个敏感话题，更麻烦的是，这个历史问题并未终结，而是一直在发酵当中。由此而论，中日将来再次开战，似乎很有可能。日本的文字和电影有点变态，但日本却保存着中国粗心丢掉的佛教、茶道和服饰等东西，它还有健康的饮食和精细的工业。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李鸿章正在搞洋务运动，表面上看，难分伯仲。甲午一役，中国被打出了原形。之后，日本更是打败了俄国，占了东南亚，与美国血拼，而中国则在苦苦挣扎。中日之间出现了历史性的逆差，实干家邓小平后来也不得不到日本取经。而今三十年过去了，我们仍需要学习日本，包括其经验教训。俄国和日本是我们两个最重要的邻居。俄国一直在压缩中国，日本却没有，或者说没压缩成功。这两个国家都亏欠中国，只是亏欠的内容稍有不同：日本主要是心理上亏欠，俄国不仅在心理上，还在领土上，都亏欠中国，并时刻戒备。日本极度膨胀的时候欺负了中国，但除了脸面，日本人似乎并不亏欠中国什么。而俄国，除了斯大林时期，一直都在欺侮中国。除了二战时期，日本一直都是中国算不上亲密的朋友。这里面，孰轻孰重，还请痛恨小日本的国人掂量，如此耿耿于怀，似乎不是大国国民所应有之心态。说到这里，你会说日本杀了多少中国人，这笔帐绝对不能忘。我也这么想，但问题是，我们能怎么做？杀光灭掉日本吗？如果能做到，我也赞成，当年的忽必烈也这么想，可结果是铩羽而归。冤仇宜解不宜结，大气一点，放好历史包袱，宽待日本，才是上策。日本如果想和好，我们不能拒绝，日本如果想死灰复燃，我们奉陪。但有一点至关重要，不可意气用事。对将来的日本，我并不看好。是历史的撕扯，让日本大大领先中国完成现代化，但这种历史机遇不会常有，可以说千载难逢。风暴过后，大海归于平静之时，中日之间本来面目自会显露。曾经史诗般的辉煌，没有理由不让日本人骄傲，但中国也不必为此过于担忧，因为日本最好的日子已经过去，而且很难还能回来。日本今后仍将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虽然不用像过去那样模仿，但也不敢再小看中国。时间，只有时间，能够慢慢抚平中日国民间的复杂心理差异。说了这么多，是为了去除我们看日本电影时候的隐形眼镜。和印度的《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一样，《入殓师》也是一部上乘之作。如果说前者好在构思，那么后者则好在内涵。而内涵似乎是中国电影所缺少的。看看某位张姓导演的作品，不是自爆家丑，就是华而不实，在他看来，假唱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入殓师》告诉我们，日本已经从二战后的扭曲中走了出来，开始能够平和地赞扬一个另类行业。中国还没能走出扭曲，甚至很少有人愿意直面这种扭曲，只有李安把它粗暴的展示了一回，结果当然不好。世上本来就没有失败的人生，也没有完美的幸福。大悟被迫放弃理想，回到乡间。对这个失败者，影片没有赞扬，也没有贬低。就像他妻子说的：到乡下好啊，我们不用付房租了。大悟找到工作后，买回了上等牛肉，本该欢喜的晚餐却因为工作的特殊性而打了折扣。那个时候的大悟，可以选择再次放弃，但优厚的薪水和思辨的心灵，最终让他留了下来。而这不是权宜之计，正是因为面对死亡，才开始了对生死的思量，才有了那绵转悠长的琴声。这琴声才是好音乐。生死事大，儒释道三家中，只有佛家不避艰难，探究其中原委，试图明了人生。如果佛门高僧见了大悟，或许会说他颇具佛缘。生死难辨，爱恨也同样模糊。入殓师这份工作的代价可不小，老婆回了娘家，朋友开始回避。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支持大悟的坚持，这最终可能正确的坚持让几乎所有人都倍感煎熬。爱在煎熬下变成了恨，而恨在煎熬下变成了爱。影片虽然结束了，但大悟和妻子承受的煎熬并未结束，因为他们的孩子将会受到歧视，更因为人们心中根深蒂固的偏见。到时侯，孩子可能会怨恨大悟，懂事以后可能又会谅解他，我不知道是否应该继续支持大悟坚持到底，他或许会继续下去，但这一次的坚持值得商榷，因为社会，或者说世俗，不会像妻子那样心软，它会轻易摧毁一个生命，它不用担心，世界上有着无数的生命。大悟继续坚持其实是一种奉献，也是一种对社会的爱，一种不求回报的大爱。或许中国人应该学学大悟的妻子，不要那么耿耿于怀。现在热映的《南京！南京！》首映就超过了《赤壁》，说明大家对此更为关心。到现在，我还没看过这部电影，我也在犹豫是否应该看，因为我在怀疑导演的动机。拍这种题材的电影一定不用担心票房，但导演是否应该关心点别的东西？比如说，可能的煽动和误导。有人说，打台湾要捐一个月工资，打日本要捐一条命。这样的熊熊大火用得着继续添柴倒油吗？日本越是平和，国人越是上火，这很像大悟和他妻子：大悟越是坚持，妻子越是生气。到现在，我们基本认同大悟的坚持，而平和历来就是值得鼓励的。大悟的妻子选择了宽恕和包容，国人是不是也应该这么做？我相信很多人不信邪，一定要灭掉小日本。我不反对，我只希望他们一战成功，并且在杀死日本妇女和小孩的时候，千万不要手软，一定要做到“三光”，不要像日本兵那样不够彻底。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像大悟这样的入殓师是否应该留下来为逝去的日本送最后一程？

美国见奇景，总统读杂书 / 吴澧(转)

年初卸任的美国上届总统小布什，经常忘记身为一国之首的先锋模范作用，把自己混同于普通老百姓。他最有兴致的话题是棒球和在农庄清马粪；他请来访外国元首吃工作餐，面包夹肉加白水；他讲话用词很少超过三音节，还要停在句子中间想好大一会儿。于是人们有个印象：这位总统是不读书的。偏偏后任巴拉克·奥巴马口才便给，显得腹有诗书，更是把小布什比下去了。以至奥巴马胜选后，《纽约时报》女专栏作者莫琳·多德欢呼道：我们总算有了一位能讲完整段落的总统！　　
大概觉得这一流行看法于布什太不公平，布什两任竞选的的高参卡尔·罗夫，去年年底送给布什一份别致的圣诞礼物：罗夫在《华尔街时报》发表文章，题目就叫“布什是个爱书人”。罗夫说，２００５年底，布什问他有新年有什么打算。罗夫说他想重拾读书习惯，计划２００６年每星期读一本书。三天后，在总统办公室，布什问罗夫：我已经读到第二本了，你呢？两人就此开始一场读书竞赛。　　
虽然罗夫总是赢，但布什读的也不少。布什在２００６年读了９５本书；２００７年为５１本，去年也有４０本。罗夫还说布什每年都要重读一遍《圣经》。　　
罗夫提醒读者：虽然布什摆出内地小镇土男人的样子，他却曾在耶鲁大学修习历史，后来又读了哈佛商学院。而要从这两个地方毕业，不是爱书人决不可能。　　
罗夫的文章，使得那些讨厌布什的美国时评人必须为布什的“无知”另找原因。称布什“不读书”不准确，那就继续挖掘，考查下一层细节。时评人说：让我们看看布什的书单，他到底读些什么书。从罗夫举出的书名里，他们发现：布什读的都是强化自己已有立场的书（比如美国有责任在世界各地推行民主制度），而不是挑战自己既定想法的作品。结论几几乎就是布什读书比不读还糟。《华盛顿邮报》一位专栏作者刻薄地写道：布什的书单，表明他是一个善于寻找机会学习的人，不过学的都是他早已知道的。　　
某些时评常有的一个缺陷是就眼前事论事，没有理清事情来龙去脉。其实，布什于２００５年底挑战罗夫之前，该年夏天，白宫新闻秘书特地透露，布什休假回农庄清马粪时，还带了三本五百页的厚书：《盐的世界史》（书中关于自贡井盐和川菜的两章很有意思），《西班牙流感：史上最致命瘟疫》（在防治猪流感的当前，这本书有特别意义，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和《亚历山大二世：最后一位伟大沙皇》。看来布什在２００５年初就职第二任总统之后，就有意于读书了。布什第二次竞选时，文化界——包括通常不怎么关心政治的科学家们——几乎一面倒地反对他。如今不再寻求普通民众的选票了，布什似乎试图改变他在文化界的印象。　　
笔者受总统先生感召，跟着读了俄国知名剧作家爱德华·拉津斯基写的亚历山大二世传（Alexander II: The Last Great Tsar）。本人可以负责地讲，至少这本书，不在强化布什已有立场之例。这不是一部思想很深刻的作品，而且作者有意往时事上靠，书中有一章居然叫“反恐战争”，但拉津斯基仍然写出了政治改革的不确定性。　　
亚历山大二世（１８５５－１８８１年在位）在当时被称为“解放者”，他解放了俄国的农奴。但他的政治改革，遇到地方势力顽强抵抗。特别是他的“全盘西化”司法改革（建立律师和陪审团制度，由专业法官而不是地方贵族、地方官吏定案，司法独立等），在地方难以施行。另一方面，觉得政治改革步伐太缓慢的激进学生，则以大闹群体事件向政府施加压力。亚历山大二世驱逐了闹得最凶的一些学生。这些学生流向现代民主的摇篮伦敦，听到了在言论自由的英国可以随意流通的种种革命大话，他们更激进了。　　
无政府主义鼻祖巴枯宁带流亡学生去马克思家，和马克思辩论。马克思说俄国现在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怎么搞共产主义革命？巴枯宁说俄国农民政治上幼稚如儿童，一煽动就会杀领主、烧庄园，这是历史上农民起义所证明的——这样的血腥暴力可以让国家更快消亡。　　
后来俄国民意党人组织暗杀沙皇（即书中所谓“反恐”），失败六次之后，他们终于刺杀了亚历山大二世。继位的亚历山大三世（１８８１－１８９４年在位）取消了父亲一些改革措施，比如大学的教授自治。民意党人继续从事暗杀活动。被捕而处死刑的，有一位就是列宁的哥哥。列宁因此走上比民意党人更左倾的革命道路，并在兄长死后三十年，推翻了亚历山大三世的儿子尼古拉二世（１８９４－１９１７年在位）。俄国君主制覆灭。　　
十月革命后八十年，苏联解体，俄国重新接上亚历山大二世开创的民主化道路。　　
不知道布什读了这本传记是什么想法。如果与当代类比，则亚历山大二世有如三十余年前被推翻的两位国王：伊朗的巴列维和阿富汗的扎伊尔。在这种前现代国家，王权并不如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渗入并紧抓社会。一旦国王越出传统，推行改革，就会受到地方保守势力的强大反击；同时，改革也会培养一批激进派。保守和激进势力都自称代表民意，甚至拥护民主，但在一个没有民主传统的国家，政治歧议很容易沦为暴力清洗。阿富汗是激进势力得手后，大肆镇压宗教保守势力，引爆内战，导致苏联入侵。伊朗则是宗教保守势力夺取政权后，立即镇压昨日推翻国王时的共产党“同路人”。　　
民主改革，至少在短期内，并不能保证这些国家会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布什的第二任，对外政策温和了一些，他是否从这本传记里吸收了一点教益？　　
我们不能说布什读的书都在明确肯定他的已有立场；但奥巴马读的书确实更为微妙，某些书甚至很难说有什么明确立场：作者讲一些故事，讲一些历史，也讲一些道理，主要却是让读者自己思考。不过奥巴马才上台，我们大概还有八年的时间讨论他。有些论断，现在也不能下，还要看他今后表现。本文只能简单谈谈他与布什的读书不同之处。　
奥巴马中学和大学的读书，可以概括为归宗和归教两类。他读了不少黑人作家描写黑人生活的小说，这是融入黑人体验的归宗一路。他也读了圣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和《忏悔录》，这是寻找信仰的归教一路。归宗一路在黑人中不稀奇，归教一路在信徒中多得是（不少美国人读过圣奥古斯丁），但奥巴马后来读的书，在政治家里就要算比较稀奇的了——他居然读小说！　　
布什也读小说，读流行小说，拍成电影后第二次流行的那类。但奥巴马读纯文学小说。他很喜欢的一本是女作家玛里琳·鲁宾逊基所著的《基列家书》（Gilead，有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７中译本，李尧译），该书曾获２００５年普利策奖和全美书评奖。　　
惊叹其语言之动人，有段时间，笔者逢人就推荐《基列家书》（英文原著）。但不少人说，他们读了一阵就读不下去。看来还是一个阅读传统的问题。我们缺少圣奥古斯丁《忏悔录》那样在日常生活中反复拷问自己并思考各类社会问题的作品，读《基列家书》里一位名叫约翰·埃姆斯的牧师写给未成年儿子将来阅读的长信，讲些美国内战后（不是内战本身）的生活琐事，就很难觉察其中意思。而美国牧师平日写很多反思文章，用作礼拜日讲道的底稿。《基列家书》中提到，埃姆斯书房里有几大箱子讲道稿，或许里面有些值得儿子读读的句子。但埃姆斯一辈子写的稿子太多了，他说他的文字数量都赶上奥古斯丁了。猜想儿子不会全部读，埃姆斯决定还是另写一封长信。美国人有这样一个写作传统，所以《基列家书》在美国可以专家、读者双叫好。　　
艾姆斯的故事，在时间上从祖父开始。祖父是美国内战前著名废奴主义牧师约翰·布朗的朋友。９·１１事件之后，中央情报局有位官员，匿名写了两本畅销书，《透过敌人的眼睛》（Through Our Enemies' Eyes）和《帝国的傲慢》（Imperial Hubris）。这两本书很少有地提出：恐怖分子也是人，受自己文化的制约，服从他们自己的“理性”规则，要反恐就要理解他们的文化，而不是简单妖魔化。作者说，本·拉登是宗教狂热分子，但不是疯子，美国人要理解本·拉登，可以从本国的历史类比开始——约翰·布朗就是个可供参考的宗教狂热分子。布朗以宗教狂热煽动废奴，以暴力手段袭击庄园主，释放黑奴，最后因抢劫联邦军火库而被判死刑。　　
不知罗宾逊是否受这位中情局官员的启发。这样往时事上靠，显然比亚历山大二世的那位传记作者高明得多。　　
埃姆斯的祖父狂热废奴。那时的人很听牧师的话。他把全村的男人都带上内战前线，最后回来的没几个。一个失去了一代男性劳力的村庄，经济衰落不可避免，而且社会影响深远。男孩子在一个缺乏男性的环境里长大，很容易产生各种问题。艾姆斯好友的儿子杰克，想离开这个沉寂凋蔽的地方，但他缺少成年男性应有的经验，和女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男人战死、流失和在西班牙流感中病死太多，让艾姆斯娶到了一位年轻很多的妻子。但在很多方面，他已经没有精力引导自己的儿子。当埃姆斯见到杰克教儿子投球时，不由想起自己却是父亲亲手教的。虽然杰克和年轻妻子的关系似乎过于亲近，他也看开了。埃姆斯只能写一封长信，写下那些他认为儿子应该知道的事情。　　
读完《基列家书》，才知道开头艾姆斯说儿子给他一个眼神，那种他只有在妻子脸上见过的眼神，他在天堂必然怀念的眼神，其实也表达了某种忧虑。一个男孩子，怎么会有女人的眼神呢？埃姆斯知道儿子不太可能像自己一样，出于家族责任而留在村庄。他在信中告诉儿子，过好日子有很多方式。埃姆斯并不要求儿子继承自己的方式，但字里行间有一种忧虑，只是他说得那么婉转，娓娓道来，既不警告也不训导。　　
可以设想，对于父亲从小不在身边的奥巴马，他会被《基列家书》的父性深情所吸引。但书中也暗示，在历史面前要谦卑。见到内战这样的大事件就投身进去，很激动地以为自己能改造世界？——思考一分钟，手脚不要这么快！急于求成，暴力过度，后果难料。　　
这就接上了奥巴马所喜欢的另一位作家莱因霍尔德·尼布尔。尼布尔是新教哲学家，像鲁宾逊笔下的埃姆斯一样做过牧师，文字也优美如鲁宾逊。他曾写过一本很有影响的书，《美国历史的反讽》（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该书出版于“遥远”的１９５２年，读来却是旧义如新。书名中的“反讽”，指美国是个年轻天真的民族，二战后处于权势和威望的顶峰，或许以为自己有能力创造历史、改造他人，从而铸下大错。尼布尔警告美国人：要尊重“缓慢并时而矛盾的历史进程”。　　
《纽约时报》专栏作者戴维·布鲁克斯去年采访奥巴马时，奥巴马说，我从尼布尔那里学到的是：这世界有着严酷的邪恶，有很多艰难和痛苦——我们相信，我们应该消除这些东西，但我们的态度要谦卑，行动要适度，虽然这也不能成为玩世不恭和无所作为的借口。　　
这大概也是其他国家的人希望美国做到的。布什似乎没有读过尼布尔的句句引人思考的书；奥巴马读了，然后就要看他是否会用了。

理想主义 / stevenchiu(转)

【寄自加州】对於奥巴马的头100天，我感受最深的，是他的理想主义。他的理想主义主要表现於：不因困难而放弃理想，也不因困难而稍减乐观积极的態度。奥巴马一上任，就遇上1930年代以来的最大经济危机，只要他能够克服这次危机，已足以让他的总统任期留名，但是他在设法挽救经济之余，还提出不少艰难的改革，这些改革正好反映他的理想。在挽救经济的工作中，使银行恢復信贷活力，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工作。奥政府提出公私合作去购买「有毒资產」 (指导致银行严重亏损的证券)的计画，但这项计画却受到专家的严厉抨击(包括两名诺贝尔经济奖得主)，断定其难以成功，奥巴马因此受到很大压力，如果这项计画失败，他挽救经济的全盘计画就会受到打击。在面对如此压力下，他依然保持乐观积极的態度。健保改革则被视为奥巴马未来四年最难巨的挑战。自小罗斯福以来，没有总统在这项改革上成功过。奥巴马要让大部分没有健保的4600万人得到健保，但这项计画却遭到两党反对。另外，奥巴马的能源改革也遇到阻力，作为计画核心的排碳交易方案(cap-and-trade plan)同时受到两党批评。不过，这些困难也没有减少他的乐观积极。奥巴马为什么可以遇难不退？这是因为他心存理想，有理想就有方向有力量，有方向有力量就能知难而进。那么，他有些什么理想？可以这样说，他的每一项政策都反映他的一项理想，例如能源改革反映出他的反暖理想。不过，在眾多的內政政策中，他有一根本理想：为中下阶层提供机会，使他们也可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如果我们从奥巴马救助中下阶层的理想去看，就不难了解到为什么大多数选民对他的施政保持乐观和支持─最新的民调显示，72%的选民对未来四年感到乐观、三分二选民对未来一年的经济发展感到乐观、30岁以下的「O世代」认为他「正在兑现」环保、教育等承诺。牫从奥巴马的理想主义想到理想主义。对於理想主义，我感受最深的是：个人、国家和文化不能没有理想，如果没有理想，就等於没有方向。中国传统文化以道德作为理想，西方文化源头的柏拉图思想以超越时空的「理型」(例如公平的概念)作为理想，美国以「人人生而平等、自由和可追求快乐」作为理想。这些理想往往被视为玄想空想，不切实际，难以实现，但重要的是，中西文化却因为这些超越的理想而有了方向，並且在追求这些理想的过程中，不致於乖离正道。至於个人，如无理想，生命会黑漆一团，盲目无向，飘荡无力，有了理想，生命就能贞定，据而前进。这个道理不难了解，以奥巴马来说，他母亲52岁患癌去世，在去世前因健保条件太差而不敢求医治病，他对此耿耿於怀，这是他发誓改革健保制度的原因。从奥巴马这个內在於生命的健保改革理想去看，我们可以知道，无论这项改革將来遇到什么困难，他也不可能放弃，而且越是困难，他的改革之心只会越坚决。

聊聊偶像 / 闾丘露薇(转)

也许是因为五四青年节快来了，接到网站编辑的短信，希望能够聊聊自己的十八岁。如果把十八岁看成曾经的一年，记忆已经变得模糊一片，如果把十八岁看成曾经走过的一个人生阶段，涌上心头的记忆实在太多。收到一封邮件，那是一个大二的新闻系学生，因为要交一篇人物专访的作业，上次聊了一个小时，也许写得差不多，有些问题需要跟进。当中一个问题，是我在聊天中提到的曾经的一个偶像，宗毓华，她的问题是，为何之后又不是了？我告诉她，这是因为自己不断成长。小的时候，很容易有一个偶像，可能是自己的哥哥姐姐，因为他们显得无所不知，之后可能是一个明星，因为他们很出名，而且外形漂亮，有很多人喜欢他们，于是希望有一天，能够像他们那样，可以被很多人喜爱。再之后，确定了自己的理想，比如想做一个记者，于是很快有了行业内的偶像，宗毓华算是第一个，因为从媒体的报道知道，她是第一个华人女主播，坐上了美国三大电视网之一的主播台，听上去非常厉害。不过也是最后一个，因为很快觉得，把一个自己根本不了解，只看到过几张照片，读到过一篇对她的报道的人当成偶像，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现在当然有不少喜欢的同行。喜欢是因为，看过他们的报道，喜欢他们的风格，或者文字的深度，称不上偶像，但是某种程度上，却是目标，因为在他们身上看到的那些优点。至于宗毓华，当有了机会看她的主持和报道，了解了一些她如何处理新闻的手法之后，更觉得自己当初口口声声把她当成偶像的好笑，因为，大家根本不是同路人。不过做电视很容易当别人的偶像，因为出镜率高，而且都是风光的一面。正是因为这样，提醒自己必须记得，首先电视是团队工作，其次有怎样的机会，比如采访名人，出现在重大的国际场合，是自己工作的平台决定，最后，才是自己的表现。另外，提问的时候，充其量代表自己工作的媒体。当然，如果提问的问题是来自官方交待，千万记住，能代表政府，却不能代表国家。那位两个代表的同行，看到韩寒分析得如此透彻，想必一定程度上已经以正视听，也就打消了评论的念头。只是刚刚看到这位同行又在不动声色的炫耀自己和数位美国总统的校友关系，实在忍不住：四个月的fellow生涯，就把自己和那些寒窗苦读的毕业生相提并论，本也没有什麽，权当marketing自己的的一种方式，但是既然已经是大众非娱乐青年偶像，自然就多了一份社会责任。因为工作的关系，而比别人多了见闻，拿来分享，算是为工作增添价值，但是把这些见闻和机会当成资本，那就有假公济私的嫌疑了。

小团圆：最大程度还原张爱玲的俗 / 落花飞扬(转)

《小团圆》看完了，流丽不如《传奇》，诙谐不如《烬余录》，更不象小说。只是最大程度上还原了张爱玲的俗——是姑姑说“你不知道哪里来的这身俗骨”的俗。人间烟火气，俗之上的不俗，是这份还原的勇气。 　　不知道有多少张迷看后失望？到底有些事，太真了，就不显得美。我担心橡树（他是张爱玲的铁粉），想想又不至于，怎么说也是成年人，没理由接受不了这些。喜欢一个人，谁又把谁当偶像去雾里看花，还不是因为精神上有平等共通之处。 　　 　　《小团圆》别无惊喜，进门之处，步步都是熟景，中间又有太多脱空的句子，若不是熟悉张作品的读者完全会摸不着头脑，也读不通顺。但她显然是斟酌再三的，不方便说的太多，有些句子，就某名的秃头秃尾。张爱玲说借此想表达爱情幻灭之后还有点什么，我却没有看到什么。 　　她写自己的情是丑的，没有哪个地方需要人原谅或理解。比不得白流苏、葛薇龙，各有各的难处；就连霓喜，强悍之中也有可怜之处，因她到底不过是恃着身体强壮，从豆渣中汲取养份。这些女主角，包括王佳芝，美丽多少为她们加了分。 　　
张爱玲偏偏没有这些，她对自己不用这么客气，也许是不屑于，又也许是同情全施给了别人，没有配额剩下自用。 　　
她对亲情的记恨真是长久，从书中屡次提及弟弟写给二哥哥的信可见一斑，“家门之玷”。对爱情与友情宽容的多，来自来，去自去。实际也不是因为洒脱，割得断的关系当然不必老记着。后两者都不足以影响一生。亲情是终生的关系，所以伤痛也就格外持久，如附骨之蛆。 　　 　　这一本书引不起我的好感，但也决引不起我对张爱玲的厌恶。她硬打碎了一个瓶子给人看，有的人喜欢碎片，有的人不喜欢，如此而已。那些秘闻实际无关紧要，即使没有《小团圆》，在其他文字中也早有对照。 　　 　　
喜欢张爱玲的人依然可以从中得到过去所感受到的鲜明印象，比如她对色彩的偏爱：“带回来的土布花红柳绿，也敢穿出去了，都做了旗袍与简化的西式衫裙，像把一幅名画穿在身上，森森然快乐非凡，不大管别人的反应。”“两旁乳黄水泥阑干，太阳把蓝磁花盆里的红花晒成小黑拳头，又把海面晒褪了色，白苍苍的像汗湿了的旧蓝夏布。”张爱玲写颜色是没的说的，类似古人的“碧野朱桥当日事”，又类似“槐绿低窗暗，榴花照眼明。” 　　
及对世情的讥俏：“她爱他们。他们不干涉她，只静静的躺在她血液里，在她死的时候再死一次。”“不喜欢现代史，现代史打上门来了。” 　　 　　
文字的好坏在意文字本身，不必要强加“女性”、“秘闻”之类的定语来纷争。

《潜伏》在办公室——余则成教你职场生存 / 陆琪(转)

《潜伏》并不是间谍片，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职场教程。余则成的经历，有绝对的现实意义，他用亲身体验，教导我们如何在险恶的职场生存。而现今的职场，比余则成面临的环境更糟糕，我们都是在狂涛骇浪里潜伏的小人物。所以，研究专家“余则成”是怎么说，怎么做的吧。 1、办公室里只有两种人，主角和龙套。在《潜伏》里，每个角色都有个性。只龙套非但没性格而且还专业送死。职场上也一样，想要过的轻松，不想往上爬，那就只能做一辈子的龙套。作龙套的坏处就是：送死你先去，功劳全没有，裁员先考虑。现在的职场绝不是养懒人的地方，你要比别人生存的好，就唯有当主角，让别人去做龙套。你不能踩着别人肩膀，就只能做他人垫背。2、每个人都要有大志，就算要毁灭世界也可以。胸怀大志是做主角的首要条件。譬如余则成的信仰，站长的贪钱，马奎和陆桥山要当副站长，李涯为了党国事业，这些都是大志，而有理想存在才能为此奋斗。在职场上，你若没有一个奋斗目标，就不可能进取的往上爬，到最后只能沦为龙套，成为别人的牺牲品。所以不管毁灭世界，还是成为第一首富，你都必须心存志向，以此为目标。 3、别被理想忽悠，理想是需要的，但不是别人的理想，而是你自己的。当提起大志时，有人会想到企业目标，想到企业文化，想到老板慷慨激昂的演说。忘了那些吧，老板的理想只是老板的，而职场上，你是独立的。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被轻易忽悠。《潜伏》里，不管站长还是戴笠，甚至是余则成自己都会提到党国的事业。而实际上，他们心里都清楚的很，一切都该以自己为先，自己的大志才是可奋斗的目标。不管别人有什么理想，要牢牢记住自己的大志，这才是立命之根本。4、如果真的没大志，那就为钱奋斗。《潜伏》里，站长说过一句话。每个人都有解甲归田的时候，如果不是为了钱，谁要当这个官呢。所以赚钱是人最主要的追求。职场上很危险的局面，就是老板用理想笼络人，想让人不拿钱白干活。但真的肯不要钱干活，那你就是没价值的，既然没价值，还有什么存在的必要呢？金钱是唯一衡量你价值的东西。你真的一无所求的话，那就为赚钱而奋斗。 5、你可以不聪明，但不可以不小心。《潜伏》里似乎每个人都聪明，其实翠平也很聪明，可为什么她就状况不断，最后还暴露身份。就因为她不够小心。职场与此一样，你可以不聪明，但不可以不小心。不聪明的人，最多笨拙一些，事情做的差一些。而在职场上，这不是很大的罪过。但不小心就随时会触犯到别人的利益，犯下得罪人这个职场大忌。到那时，穿小鞋都不晓得是为什么穿的。管牢嘴，能风花雪月的时候就少议论同事，能说人好话时就别说坏话。这就是余则成的生存之道。 6、你说的每句话，老板都会知道。所以要好好想想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别奢望你私下说的话老板就听不到。老板能知道一切，这是真理。就像余则成给左蓝写信，自以为夹在书里没人知道，而实际上，他落下的每个文字，每句话都有人注意。在职场上完全相同，只要你不是一个人自言自语，就得担心谈话对象会把话传出去。而经验告诉我们，每一句对公司的议论，最后都会传到老板耳朵里。所以你跟任何人说话时，都要好好想想，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不该说的绝对不能说，可说可不说的也闭嘴。7、偶尔对老板交心是必要的，但要有的放矢。余则成和站长关系亦师亦友，可谓是站长的铁杆亲信，两人之间时不时有促膝长谈。记住，促膝长谈是种手段，而不是真的让你什么都说。偶尔的交心，说些无关紧要的私己话，能让老板觉着你贴心。而事实上，从没一个上司会对你真的交心。切忌一热泪盈眶，就把心窝子都交出去。被出卖的，永远是交心的那个。8、不管什么时候，装傻总是最不易犯错。在《潜伏》里，余则成看起来傻傻的。当别人问起一些紧要问题时，都会装傻，罔顾左右而言它。这实在是很高明的生存术。金庸也曾经说过，他年迈耳背后，该听见的话就能听见，不该听见的话就听不见。当有人要你当面表态站队，要你选择事情的方向，不管你怎么选都是错的。那么装傻就是最好的选择，这是没选择时最不易犯错的方法。别担心装傻的样子很拙劣，即使每个人都看出你在装傻，可他们依旧拿你没办法。真正倒霉的是那些明确表态的人，有这些龙套牺牲，怎么也轮不到你。9、把自己当成最聪明的人，往往是最笨的。在刚开始时，余则成向左蓝隐瞒自己是军统特务，向吕宗芳隐瞒左蓝是激进分子。余则成觉得自己能掌控大局，可实际上，他才是对方棋盘上的棋子。左蓝和吕宗芳早就决定把他发展成共产党了。在职场上，总把自己当最聪明的人，一定是做龙套的命。真正聪明的高手，是大智若愚，该精明时精明，不该精明时装傻。 10、一定要有靠山，但比靠山还可靠的，是让自己有价值。余则成向来是有靠山的人，一开始的吕宗芳，后来的站长，甚至是戴笠。正是这些靠山的存在，才让余则成多次转危为安，不引人怀疑。但比靠山更重要的，是余则成本身的价值。如果没有军统背景，吕宗芳绝不会拉拢他。如果没有立下大功，戴笠也不会青眼相加。如果他不能帮站长弄钱，也不可能获得庇护。所以在职场中，和上司们搞好关系是一门必须的功课，为自己找好靠山很重要。而比此更重要的，是让自己有足够的价值，以致于每个上司都必须拉拢你。 11、你是上司的人，上司却不一定是你的人，这层意思一定要明白。当一个上司对你说，你是他的人时，心里一定要清楚，上司并不是你的人。你是他的，他是他自己的。在潜伏里，马奎曾经是毛人凤的侍卫，按说有此大靠山该有恃无恐才对。但马奎一出事情，毛人凤立刻就躲了。当你的事情与上司的利益有冲突时，他们会毫不犹豫的出卖你。无论何时都要记住，你是你自己的，只有你才能对自己负责。别相信上司故作亲近的话，那随时都会是陷阱。12、上司说他对你很放心，事实可能正好相反。站长经常对余则成说，我对你很放心。可事实上，站长对余则成的试探调查从没停过。如果上司真的对你放心，他根本不用经常提及。真正的信任，是通过行动表现的。当上司愿意把害人的事情，把职场斗争的事情和你一起做，那才是信任的表现。而上司口头说对你放心，则反而要当心了，很可能你做了什么，让上司产生你不忠的怀疑。13、站在上司立场上想问题，站在自己立场上办事情。当上司相信你，让你做一些事情时，心里必须要有本帐，别傻兮兮的什么都做。你要站在上司立场上去考虑问题，了解上司为什么要做，能达到什么目的。然后再以自己的立场抉择，有些做，有些推脱。就算是象余则成这样看似对站长忠心耿耿的人，也不是什么都会做的。选择符合自己利益的事情去做，不符合利益的想法推搪。用做了的事情取悦上司，而不做的事情则让上司知道，你已经完全尽力了。 14、上司突然垮台，不要惊慌，独自完成任务，然后借此再找到新的靠山。《潜伏》里，余则成和吕宗芳被派去南京刺杀叛徒。而吕宗芳突然牺牲，余则成并没有慌张，反而独立完成任务，成为军统大功臣，完成了事业转折。在职场里，经常发生上司突然垮台的事情。如果你不幸遇见，千万别惊慌，独自完成手上的工作，而且要做的漂亮精彩。而这就是你将来安身立命的资本，你可以借此找到新的靠山。还是那句话，必须要让自己有价值，这比有人罩着你还重要。15、做事做的好，干活干到老。余则成并非总是聪明的，他与党组织相比就是弱者。余则成不懂得“做事做的好，干活干到老”这个道理，所以他从一开始做潜伏工作，一直到大陆解放后还必须做下去。甚至与翠平生离死别，没有得到个人最佳结局。“做事做的好，干活干到老”和“让自己有价值”这两句话间并没有矛盾。价值是体现在关键处，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才要突然爆发的。而无关痛痒时，尤其是做些没功劳只有苦劳的活，别做太好。永远干得好，就会一直干下去。若让人觉得，你只有做庸碌工作的才能，就算干到累死，你也没有爬上去的那一天。16、一定要有缺点。在职场，一定要有缺点。即使象余则成这样，也并非完美，他会故意暴露一些缺点给人看，譬如感情，譬如贪财等。一个完美而毫无缺点的人，为遭人嫉恨，会被人敬而远之。如果连上司都对你敬而远之，那职场之路就危险了。所以聪明人会故意暴露些缺点，尤其是无关痛痒的缺点，让上司以为他能拿捏住你，那才是最安全的境地。但缺点绝不可致命，却不能是你真正的短处，只可以是风花雪月时谈起的余兴节目，和人套近乎有余，想以此要挟则没门。 17、高你半级的人，往往是最危险的，同级的是天然敌人。如果已经有一官半职，那对这句一定感同身受。象余则成那样，比他高半级的马奎、陆桥山甚至李涯都十分危险，处处拿他当假想敌。因为高你半级的人会有危机感，怕你随时都可能与他们平起平坐，所以有机会他们就会打击你。而不管高半级还是一级，都是上司，他们给你穿小鞋就危险万分了。而同级的人是必然的敌人，只要你们的上司不是傻瓜，就一定会挑拨手下争斗。这是中国五千年来的帝王术，是国粹。 18、十句里要有九句真话，这样说一句假话才有人信。这是《潜伏》里很明显的情景。余则成说话并不总是假的，反倒有九句是真话。正是这样，他才能得到站长的信任，以致于连去台湾都要带着他。职场中，九真一假也是最佳法则。一个满嘴跑火车的人是得不到上司信任的，只有忠心耿耿，几乎不说谎的人，才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骗到所有人。你要当老实人，老实人才能取信于人，没有别人的信任就没有关键时的谎言。说谎只需要在最最关键的时刻，能少说一句就少说一句。狼来了的故事，大家都应该听过。 19、把每个慌话都当成性命攸关，这样说谎就不会内疚。职场上很关键的难关，就是怎么过自己心理关口。有些人天生不会说谎，一说谎就内疚。这时候，就需要想起你的大志了。当一个人有志向，有理想，有信仰的时候，他就可以做任何事情。余则成为了完成任务说过谎，杀过人，也做过很多坏事。这完全因为他有信仰在支撑，所以并不会内疚。而你也要记住，每个谎言都可能是性命攸关，如果过不了自己的心，就可能实现不了自己的理想。如果这么想了，你还会内疚么？20、每个人都站在恶的那一面，因为各人有各人的善。最后讲一句关于理想的道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而有利于自己理想的则是善，不利于别人理想的则是恶。因人们各有各的立场，有不同的需求。所以在别人眼里，你必然站在恶的那面。你永远都是自己的善，别人的恶。但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大善，怎么样才是大恶呢？为实现理想说一句谎，这是恶，但不是大恶。而如果你的理想是毁灭世界，那才是大恶。譬如你以事业红火，同事幸福为理想，那么就算为这个理想做了坏事，也不过小恶。行大善而为小恶，历来被圣人们不齿。可圣人自己也这么做。如此的圣人可以从孔子、孟子、王阳明一直排到更近更近。儒教里有知行合一的法门，就是要你明白，只要理想大善，便可无所不为。然而，你必须真的确信自己的志向是善的。就像余则成一样善。（完）

365天，上海2010年世博会倒计时

5月1日的早上8点16分赶到上海标志性建筑东方明珠入口处时，被眼前入口处铁门紧锁里外三层的参观者拉着栏杆往里不住探头远望的壮观场面所吸引了。透过栏隙，东方明珠脚下的广场上排着整齐的队伍，通向东方明珠的阶梯上被身着统一白色服装的年轻人所覆盖。“2010年上海世博会志愿者招募启动仪式正式开始！”8点30分广场麦克风里传来了主持人宣布词。在2010年世博倒计时365天的日子里，东方明珠塔下正以现场直播的方式，将““奔向世博”暨2010年上海世博会志愿者招募启动仪式”传播到中国的每一个角落。
老中青三代爬栏观现场
不能现场近距离地观看启动仪式，正大门的观看处也被围得水泄不通，但这依然抵挡不住上海市民关注世博热诚的心。游客们纷纷在东方明珠广场的外围栏杆处寻找有利的观看点，站上花坛的边缘，不住地眺望。年轻的小伙一跃而上，7，8岁样的孩子也跃跃欲试在大人的推举下上了花坛，3，4岁的孩子则坐在爸爸的脖子上看得津津有味，六七十岁的老人也不甘示弱费力地爬上护栏举起手中的相机现场录制。
特地赶来 不期而遇 都很值得
正逢五一国际劳动节，来上海游玩的旅客也络绎不绝，来参观上海的地标性建筑的游客更是数不胜数。组团前往，自助旅游的都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小朋友，这个充气的东方明珠玩具哪里买的？”不少过路游客都会低下头询问这手里抱着一个一米多高粉红色东方 明珠模型的孩子同样的问题。孩子指了指马路对面的商店，在旁的大人总是补充解释道：对面的商店都有买。记者突然认出，他就是那个刚才被大人推上围栏的小朋友。“小朋友，你刚才在栏杆上看到了什么？知道在举行什么活动吗？”记者好奇地问他。“我什么也没有看见，好像里面都是人在演出。”大概是没能看得什么他显得不是很高兴。“我们今天一早6点多特地从奉贤区，为的就是能在现场感受世博倒计时的气氛。家里已经买了一个“海宝”的毛绒玩具，看到代表上海的标志小孩便吵着要买了。”原来站在一旁的张先生是小朋友的父亲，趁着假期带儿子亲身感受一下上海正在发生着的“大事”。有些游客则正巧来上海旅游碰上今天的启动仪式，都表示很幸运。
“上海世博倒计时牌”在哪里有
正当我在思索上海市区哪里有“上海世博倒计时牌”时，肩扛三角架，脖上挂着相机的七十多岁的5、6个老人从我身边走过。从他们的“装备”来判断应该是群摄影爱好者，或许他们会知道。于是记者便上前询问起来：“您好！请问知道“上海世博倒计时牌”浦东地区哪里有吗？”“在东方明珠周边好像没有看到过，不过你可以去外滩新开河，那里有EXPO 2010倒计时雕塑；或者去南京路步行街，那里也有一个。”老人不假思索地回答了我的问题。记者被老人如此快速的回答所产生了好奇，“您们今天是不是也来记录世博倒计时365天的？”“这是我们此行的目的之一，我们还将前往外滩，记录下今天的五一变化，改革开放60周年，五一的节日气氛也在变，我们要用相机来记录下上海变化的点点滴滴。”老人讲话时显得有些激动，因为他从解放战争中一路走来亲眼目睹了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而发自肺腑的感慨。原来这位老先生是上海摄影家老年分会青松城支会的会长陆文龙，另外几个老人则是支会中的成员。
海宝 倒计时牌成为节日留影的宠儿
记者在南京路步行街的2010年世博倒计时牌前看到，无论老少都在有序地、文明地与“距离2010年世博会还有365天”几个鲜红的字样合影留念。这已不再是“到此一游”的证明，而是记录了“我与世博同前行”的最好见证。百联世贸门口的“海宝”吸引了不少孩子们的纷纷留影，记者在“海宝”的身后看到，一名来自美国的朋友Ray正细细地读着“海宝”的简历，他对上海世博会的召开关注不亚于一名普通的上海市民。